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动物寓言集 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 内容简介 1947年左右，科塔萨尔创作了短篇小说《被占的宅子》，由博尔赫斯推荐刊登在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编年史》上。1951年，该小说与其他几篇作品结集出版，标题为《动物寓言集》。这是科塔萨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但其中已体现出科塔萨尔成熟的写作风格、丰富的表达方式、细腻的描绘和惊人的想象力，以及科塔萨尔天才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 在这些早年的小说里，复杂性停留在病理学的层次上。作品所描写的是畸变，是脱离常规的特例。这些短篇中的奇幻轶事远离正常的生活环境，只会发生在百万分之一的人身上。 小说中展现了各种离奇的野兽。《剧烈头痛》中的芒库斯皮阿仿佛是病痛本身的化身、《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对动物女巫般的支配力量令故事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动物寓言集》中影射人性的虎、以及《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在这些故事中，既有真正的动物，也有像人的动物，仿佛一场荒诞离奇的梦境，其中动物执行着既定的使命，它们都是象征。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代序：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马努艾尔·文森特 他的腿太长，当不了自行车运动员。可是，他骑着一辆名叫“哈利路亚”的自行车徜徉在巴黎街头。巴黎正是清晨，街道刚洒完水，弥漫着羊角千层酥和热面包的香味。他过着学生的日子，却不是学生；他像在流亡，却不是流亡者；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 一九一四年，他出生在布鲁塞尔。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阿根廷外交官，时任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参赞。不久之后，父亲扔下他们，离家出走。他的童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班菲尔德度过的，青少年时期曾患病休养，饱读诗书，师范毕业后，在门多萨的库约大学任教。他高雅的精神世界与低俗的庇隆主义发生了碰撞，加上其他麻烦事：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内莉·马丁，外省的资产阶级拉出一道防疫线，将他隔离；当众拒绝亲吻塞拉费尼教皇使节的戒指，最终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他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一切。 年轻的科塔萨尔认识了译员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她是加利西亚移民的女儿，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一九五一年，科塔萨尔获法国政府奖学金，藉此定居巴黎。当时，他已经创作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受到博尔赫斯的大力褒奖，为后来的声名立下了根基。确实，他走得太远太远了。你可以想象他坐在拉丁区任何一家咖啡馆门前，遥想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距离，创作经典名著《跳房子》，尽情抒发内心的忧伤。也许，爵士乐大师们也走过那里。他们途经巴黎，在塞雷耶音乐厅演出大获成功、回路易斯安那饭店上床睡觉前，来塞纳街的小市场采购补充家中的威士忌。《跳房子》便从这条街开始，奥利维拉沿街走到孔蒂码头的拱门下去见玛伽。路易斯安那饭店，萨特和西蒙·波伏瓦，还有阿尔贝·加缪和朱丽叶·格莱戈曾经在那儿住过。如今，在它狭窄的电梯里，几位梦想成为伊夫一圣罗兰品牌模特的姑娘与迈尔斯·戴维斯、查理·帕克搅在一起。姑娘们很讨人喜欢，迈尔斯·戴维斯扛着小号，查理·帕克扛着萨克斯。 热爱科塔萨尔是整整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认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惊讶地发现可以用西班牙语像爵士乐那样自由地写作，摒弃约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一个带法国口音、将大舌音发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会如此迷人。更何况，他多此一举地像罗杰·瓦迪姆那样戴着黑色玳瑁眼镜，一张五十年代索邦大学学生的脸，一缕头发遮住额头，正好配上翻领毛衣，照片上的他吹着小号，人如其文，难怪会给当时思想自由、想象力丰富的读者们造成精神毒害。没有哪个女孩读完《跳房子》后不去梦想成为玛伽。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回来吧，胡利奥，有什么难的！”科塔萨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像陌生人那样在埃塞萨机场瞎逛，没有人接他。他从来没有被任何阿根廷政府承认过，接受过。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勒莫区，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广场，从那儿延伸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街，不远处，是一堵黑暗中杀害易装癖的行刑墙。 他也有过其他恋情。立陶宛人乌格涅·卡维丽丝逼他和奥罗拉离婚，并对他进行政治启蒙。从此，另一个科塔萨尔诞生了：从象牙塔坠落到地面，介入到失败的事业中，在宣言上签字，主持反对魏地拉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委员会，热爱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主义。这种斗争态度和他的先锋派美学思想令左派读者欣喜若狂，也让他与一些意识形态至上的拉美老朋友、老同行们渐行渐远。后来，他对卡洛尔·邓洛普的恋情又让他踏上别的路，其中一条带他们前往另一个世界。卡洛尔因白血病，先行一步。两年后，科塔萨尔同患此病，步其后尘，随她而去。他一天天地衰老，没蓄胡子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孩子般的容貌，腿依然还是那么的长。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科塔萨尔在萨拉扎尔医院去世。当时，加利西亚人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已经回到他身旁，在病床边打地铺，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科塔萨尔与卡洛尔合葬于蒙帕纳斯墓地。崇拜者们去看他，总会在墓碑的祥云上放一杯葡萄酒和一张儿童街头游戏跳房子的图案，以示祭奠。没有奖项，没有勋章，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庄重着装，他只带上了读者的热情，去了另一个世界。因为科塔萨尔，我们爱上了巴黎的自由、爱上了一些爱、一些人和一些秘密地点——详细单子一分钟就能列出——也爱上了所有骑自行车、车筐里放一根长棍面包和一本书的姑娘，也许她们就是玛伽。 （本文原载西班牙《国家报》2006年8月27日） [1]马努艾尔·文森特（1936- ）：西班牙作家，著名专栏作家，长期供职于《国家报》。[2]庇隆主义的提出者是阿根廷总统庇隆和夫人艾薇塔。当时，阿根廷社会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致使庇隆主义推行的平等民主在阿根廷民间与政坛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政治风暴。[3]朱丽叶·格莱戈（1927- ）：法国歌手、演员，被誉为“存在主义者的缪斯”。[4]迈尔斯·戴维斯（1926-1991）：美国爵士乐手，小号手。[5]查理·帕克（1920-1955）：美国爵士乐手，爵士史上最才华横溢的萨克斯手。[6]罗杰·瓦迪姆（1928-2000）：法国导演、制片人、演员。[7]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1925- ）：阿根廷政治人物，军人独裁者，1976-1981年间任阿根廷总统，上任后将整个国家置于军事管制下，通缉和捕杀反对派。他的总统任期以残酷镇压异己而臭名昭著。[8]桑蒂诺主义为尼加拉瓜政治派别，名称来源于1926-1933年发动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游击战争的奥古斯都·尼古拉斯·卡尔德隆·桑蒂诺。1961年，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从反政府组织发展为社会主义政党，1979-1990年间统治尼加拉瓜约12年。 被占的宅子 我们喜欢这宅子，不单单因为它是老宅（如今，把老宅的材料拆了卖，能赚大钱），宽敞，也因为这里还记载着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和儿时的所有往事。 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做法是有些荒唐，这宅子住八个人也不挤。我们七点起床，上午打扫卫生。十一点左右，伊雷内清扫最后几间屋子，我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准点开饭。除了几个脏盘子要洗，没别的事了。宅子又大又静，完全靠我们俩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想到这些，午饭便吃得格外香甜。有时，我们甚至觉得之所以没结婚，完全因为这宅子。伊雷内随随便便地回绝了两个追求者，而我和玛利亚·艾斯特还没订婚，她就撒手人寰，舍我而去。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游手好闲、不易亲近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要不，干脆我们自己早点下手，堂堂正正地掀倒它了事。 伊雷内天生不烦人。除了做早上那些工作以外，她整天坐在房间沙发上织毛衣。搞不懂她怎么有那么多可织的。女人织毛衣，在我看来，不过是无事找事做的借口。伊雷内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能用得着：冬天穿的毛衣、我的长筒毛袜、她的披肩和坎肩。有时，她织完一件坎肩，哪儿不如意，又一下子全拆掉。毛线球不甘心几小时就没了原来的形状，不安分地在毛线筐里跳来跳去，看了着实有趣。每周六，我去市中心替伊雷内买毛线。她相信我的眼光，我挑的颜色她都喜欢，从来不用拿回去退。我总是趁买毛线的工夫顺便去书店转一圈，问问有没有进法国文学的新书。问了也白问，打一九三九年起，阿根廷再也没进过好东西。 不过，我想谈的是宅子，谈宅子，谈伊雷内，因为我自己无足轻重。我问自己：如果不织毛衣，伊雷内会做什么？书可以一读再读，可圆领毛衣要是一织再织，不可能不遭非议。一天，我发现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放满了三角披肩，白色的、绿色的、淡紫色的，一块块像针织店里那样叠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放了樟脑丸。我不敢问伊雷内织这么多三角披肩干什么。我们不需要挣钱糊口，乡下每个月都送钱来，钱越攒越多。伊雷内只爱织毛衣，她技术高超，手法娴熟，满手银针活像两只白色的刺猬，银针上下舞动，地上放着一两只毛线筐，毛线球在筐里跳个不停。我一看几个钟头，那画面美极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宅子的布局呢！饭厅、挂着格布林式壁毯的客厅、图书室和三间大卧室在后面，正对着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一条走廊外加一扇厚实的栎树门将后面和前面隔开。卫生间、厨房、我们的卧室和主厅在前面，卧室门和走廊都冲着主厅。一进大门，是彩陶装饰的玄关，玻璃门后才是主厅。因此，要先入玄关，推开玻璃门，才能进入主厅；主厅两侧分别是我和伊雷内的卧室门，前方是通往后面的走廊；沿走廊直走，穿过栎树门，进入宅子那半边；要么，在栎树门跟前左转，一条略窄的走廊直通厨房和卫生间。如果栎树门开着，宅子显得很大。如果它关上了，感觉也就是现在造的公寓楼，勉强转开身的那种。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宅子这半边，除了打扫卫生，几乎从不去栎树门后的那半边。家具积灰速度之快，简直难以置信。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算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说到干净，没别的，全是市民的功劳。空气中灰尘弥漫，稍微刮点风，大理石桌面上和流苏桌布的菱形花纹间立马一层灰。想用鸡毛掸处理干净可费工夫了：灰尘扬起来，浮在空中，过一会儿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 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事情很简单，没有不相干的细节。晚上八点，伊雷内在自己房里织毛衣。突然，我想点火烧水，沏壶马黛茶。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或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尽头也有声音，走廊串联那些房间，延伸至栎树门。我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它撞上。幸好，门钥匙插在我们这半边，保险起见，我把大插销也插上了。 我走进厨房，把水烧开，端着茶盘走回房间，对伊雷内说： “我锁上了走廊门。后面被占了。” 她放下手上的活，疲倦的眼神严肃地盯着我： “真的吗？” 我点点头。 “这么说，”她重新拿回针线，“我们得住在这半边了。” 我小心翼翼地品马黛茶，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织。我记得她织的是一件灰色坎肩，那件坎肩我喜欢。 头几天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心爱的东西都在被占的那半边：我的法国文学书全在图书室里；伊雷内挂念几块桌布和一双冬天特别保暖的拖鞋，我心疼那支欧洲刺柏烟斗，我想伊雷内会记挂那瓶陈年橘皮开胃酒。我们时常（只是头几天）关上五斗橱抽屉，伤心地对望一眼。 “不在这边。” 又是一件我们留在宅子那半边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扫工作简化不少。即便我们起得很晚很晚，比如说，九点半起床，十一点不到活儿也就干完了。伊雷内养成了随我到厨房，帮我做午饭的习惯。我们好好盘算了一下，决定我做午饭的同时，她做晚饭，晚饭就吃冷的。傍晚出房间做饭总让人恼火，如今，只要在伊雷内房里放张桌子，摆上凉菜就大功告成。这么安排真是皆大欢喜。 伊雷内开心，是因为她织毛衣的时间更宽裕了。我没了书，有些失落。为了不让妹妹难过，我开始翻看爸爸的集邮册，借此消磨时光。我们俩多半待在伊雷内的房间——她那间更舒适——自得其乐。有时，伊雷内说： “看这儿，我想出来的花样，像不像三叶草？”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方小纸片递到她眼前，请她欣赏欧本与马尔梅蒂地区的一枚邮票。我们过得不错，渐渐地，开始不去思考。活着，可以不思考。 （当伊雷内大声说梦话时，我会马上醒。我永远听不惯那种毫无生气、鹦鹉学舌般的声音，不是嗓子眼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梦里。伊雷内说我睡觉动来动去，有时，被子都会掉地。我们俩的卧室虽说隔着主厅，一到晚上，什么声响都听得见。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咳嗽声，感受到对方伸手拧开床头灯的动作，还有经常折磨我们的失眠。 除了这些动静，宅子里鸦雀无声。白天是日常活动发出的声响：毛衣针的金属摩擦声，邮册翻页的嘎吱声。栎树门，记得我说过了，实木的，很厚实。厨房和卫生间临着被占的那半边，我们在里头，要么扯着嗓子说话，要么伊雷内大唱摇篮曲。厨房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其他声响也就没法儿进得去。在那儿，我们很少不出声，可一回到卧室和主厅，宅子里便灯火微明，一片寂静，连走路都既轻又慢，免得吵着对方。我想，正因为这样，当伊雷内晚上大声说梦话时，我才会马上醒。） 除了结局不同，一切几乎重演。晚上，我觉得口渴，临睡前，跟伊雷内说自己去厨房倒杯水，走到卧室门口一她还在织毛衣——，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也许是厨房，也许是卫生间，隔着个走廊拐角，听不清楚。伊雷内注意到我突然收住脚，便一言不发地走到我身边。我们俩竖起耳朵，很明显，声音来自栎树门这半边，就在厨房和卫生间，也许，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走廊拐角。 我们都没顾上互相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拖着她跑到玻璃门边。声音从背后传来，高了些，好在一直不算响亮，我一把关上玻璃门。玄关里，什么也听不见。 “这半边也被占了。”伊雷内说。毛衣垂在手上，毛线消失在玻璃门下。她见毛线球在门那边，看也不看就松了手。 “带出什么了吗？”我明知故问。 “没有，什么也没有。” 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我想起房间柜子里有一万五千比索。晚了。 我还戴着手表，晚上十一点。我挽着伊雷内的腰（我觉得她在哭），走到街上。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 [9]格布林式壁毯一般以著名画家的作品为蓝本，擅长表现写实花卉，构图繁密，颜色细腻。[10]欧本与马尔梅蒂地区：比利时城市，临近德国边界。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安德烈娅，我原本不想搬来您在苏伊帕恰街的公寓。不是因为小兔，更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您的家里，薰衣草的香味、白天鹅般纯洁的你舞动手臂、拉腊四重奏里小提琴与中提琴的合奏，停留在空气中，交织出精致细密的网，秩序也渗透其中。生活优雅的人，将环境布置成看得见的灵魂翻版：这里是书（一边是西班牙文的，另一边是法文和英文的），那里是绿色的靠垫，小茶几的这个固定位置放着玻璃烟灰缸——好像肥皂泡切下了一块永远有香味、声音、生长的盆栽、逝去友人的照片、茶具和方糖钳……进入这样的环境让我苦恼。啊！亲爱的安德烈娅！即便全身心地认同这一切，破坏一个女人在她的温馨小屋建立的细致入微的秩序该有多么艰难！拿起一只小金属杯，把它放到桌子的另一边——这么放只是因为搬来的人把英文字典拿了过来，放在这一边手够着方便——会产生多大的愧疚！移动那只杯子，意味着和谐的奥尚方格调中突然出现一抹可怕的红，意味着莫扎特交响乐寂静无声的那一刻，啪！让人一惊，所有低音提琴的弦突然崩断。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的相互关系，杯子灵魂和屋子灵魂以及远在他乡屋主灵魂之间无时不在的相互关系。我无法做到用手指碰一本书、微微聚拢灯光投下的区域、打开音乐盒的盒盖时，冒犯和挑衅不像一群麻雀在眼中一闪而过。 您知道我为什么搬到您家来，搬到正午宁静的客厅来。倘若不洞识真相，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您去了巴黎，我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安排简单，却各得其所。九月，您会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会搬到另一个住处，那儿也许……不过，我给您写信不是要说这些，写这封信是因为兔子，我觉得应该告诉您关于它们的事儿，是因为我喜欢写信；或许，也是因为下雨了。 我是上周四下午五点搬的家。当时，天，雾气弥漫，我，满心厌烦。一生中，我关上过那么多次箱子，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目的地整理行李，以至于上周四那天充满了皮带和阴影。我看到箱子上的皮带，就如同看到皮带投下的阴影，它间接地、十分轻微却又十分可怕地落在我身上。不过，我还是理好箱子，通知佣人过去帮忙，走进电梯。就在一楼和二楼间，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之前，我没跟您提过，您别认为我不坦诚，谁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时不时会吐出一只兔子。每次都是一个人的时候吐，和许多发生在（或人为安排发生在）绝对隐私时刻的事一样，我选择闭口不提。别怪我，安德烈娅，您别怪我。时不时地，我会突然吐出一只兔子。这不是无法随意选择住处的理由，不是让人自惭形秽、离群索居、沉默寡言的理由。 每当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时，我就把两指张开，呈夹子状，放入嘴中，期待暖暖的茸毛如水果味助消化泡腾片一般从喉咙里冒出来，卫生、迅捷、一蹴而就。我拿出手指，指上夹着小白兔的一双耳朵。小兔看上去很高兴，正常得很，没有缺胳膊少腿，只是个头小，非常小，兔形巧克力大小，不过是白的，一只完整无缺的小白兔。我把它放在掌心，手指轻轻扶起它的茸毛。小兔似乎对降临人间十分满意，动个不停。嘴巴贴着我，静静的，痒痒的，在掌心里蹭来蹭去。它在找吃的。于是，我——当时我还住在郊外，说的是那时的情况——带它来到阳台，把它放进特意种植的三叶草大花盆。小兔竖直耳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头扑进柔嫩的三叶草丛。这时，我知道可以扔下它，走开，继续过一段无异于众多去农场购买小兔者的日子。 在一楼和二楼间，安德烈娅，似乎是提前预告我在您家的生活状况，我知道要吐出一只兔子，当时我就害怕了（要不，是奇怪了？不，也许是又害怕又奇怪）。搬家前，短短两天前，我刚刚吐出过一只兔子，以为一个月、五周、运气好也许六周内会平安无事。您瞧，小兔子的问题我处理得妥妥当当。我在那个家的阳台上种三叶草，吐出一只兔子，放在三叶草上，一个月之后，当我估摸着没准什么时候……我就把长大的兔子送给莫利纳夫人。她相信人各有癖好，从不乱发议论。这时，另一个花盆里柔嫩的三叶草又渐渐长到合适的大小，而我，不慌不忙地等着早上毛茸茸痒酥酥的小家伙顺着嗓子眼往外冒，新来的小兔重复以前那只小兔的生活和习惯。安德烈娅，习惯是节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节奏的一部分，帮助我们生活。一旦进入固定不变的循环周期，一切条理化，吐出兔子就没那么可怕。您也许想知道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儿，种三叶草，还要送给莫利纳夫人，立马杀掉不是更省事……唉！您也应该吐只兔子，就一只，两个指头夹着，放在掌心。它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带着难以言表的光彩霎时俘获您的心。一个月对它而言天差地别。一个月意味着个头大了，毛长了，会跳了，眼神野了，天差地别呀！安德烈娅，一个月意味着一只大兔子，意味着兔子真正长大。可是，开始一分钟，它是温热蠕动的一团雪，包裹的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小生命……开始几分钟，它是一首诗，以土买一夜的灵感：生于我，融于我……之后，不再是我，茕茕独立，拒人于千里之外，置身于白色、平坦、信封大小的世界里。 无论如何，我当时决意将小兔扼杀在摇篮里。我要在您家里住四个月——运气好一点的话，也许，三个月——喂几勺酒就成。（您知道要想慈悲为怀，只需喂小兔一勺酒，便可立刻置它于死地吗？据说，这样一来，兔肉会更香，尽管我……三勺或四勺酒，之后扔进厕所或包起来扔进垃圾箱。） 电梯通过三楼时，小兔在我掌心里动来动去。萨拉在楼上等我，准备帮我把箱子拿进屋……怎么跟她解释才好？个人癖好？动物商店？我用手帕包住小兔，放入大衣口袋，把大衣松开，免得挤着它。它几乎一动不动。微小的意识恐怕在向它传递着重要的事实：生命是往上一纵，“咔嗒”一声结束；生命也是白色、环绕的低空，有股薰衣草味，在一口温热的井底。 萨拉什么也没看见，已经有一道超级难题令她几乎无所适从：如何将她的秩序意识贯彻到我的衣箱和纸张上。她深思熟虑的解释充斥了“比如”之类的字眼，而我对此丝毫提不起兴趣，找着机会就把自己锁进卫生间：现在动手，干掉它。手绢周围一片温热，小兔雪白无暇，看起来比过去任何一只都美丽百倍。它没看我，只是翕动，只是兴奋，堪称最可怕的注视方式。我把它关进空药箱，回头接着拆行李，脑子有些茫然，但不用痛苦，不用负疚，不用打肥皂洗去小兔的最后一阵抽搐留在手上的感触。 我明白：杀它我下不了手。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吐出了一只小黑兔。两天后，一只小白兔。第四天晚上，一只小灰兔。 您应该很喜欢卧室里漂亮的衣柜，衣柜的门很大，打开门，一切尽收眼底，木板上空空如也，等待着我的衣服。如今，我把它们放在那里。那里面。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就算跟萨拉说了，她也绝不会相信。萨拉一点也没怀疑，她不起疑心，是因为我准备工作做到家了。就这么一件事，让我搭进去多少白天黑夜。它时时焚烧着我，让我的内心日益坚强，好比您放在浴缸里的那只海星，每次洗澡，都让人感受到充足的盐分、阳光的灼射和海底的喧嚣。 白天，它们睡觉。一共十只。白天，它们睡觉。门关着，衣柜对它们而言是白夜。在那里，它们乖乖地安然入眠。我出门上班，把卧室钥匙随身带走。萨拉恐怕以为我对她缺乏信任，向我投来狐疑的目光，每天早上我都见她欲言又止，最后选择闭口不言，而我心花怒放。（九点至十点，萨拉打扫卧室，我在客厅里制造声响，放一张班尼·卡特的唱片，声音传遍每个角落。萨拉也爱听宗教短歌和斗牛舞曲。衣柜看上去一片寂静，也许，它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对于小兔们来说，那是夜晚，应该休息。） 小兔们的一天从晚饭后开始。伴随着方糖钳的叮当作响，萨拉撤去晚餐托盘，向我道了声晚安——没错，她向我道晚安。安德烈娅，最令我觉得苦涩的是她居然向我道晚安——走进自己房间。突然，我孤身一人，独自面对可恶的衣柜，独自面对我的责任和我的悲哀。 我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轻盈地跳进客厅，它们兴奋地闻到了原本藏在我口袋中的三叶草的味道。现在，三叶草星星点点地铺在地毯上，被它们搅乱、移动、霎时消灭在肚子里。它们吃得很好，循规蹈矩，不声不响，那一刻，让我无话可说，只是徒劳地拿着一本书——安德烈娅，我很想读完您家里所有季洛杜的作品，还有您放在书架最底层的洛佩斯的阿根廷史——，坐在沙发上看它们，看它们吃三叶草。 一共十只兔子，几乎全是白的。抬起暖暖的小脑袋，看着客厅的吊灯，它们的“白天”里那三盏永远不动的太阳。它们热爱光线，因为它们的“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路灯。它们看着三轮太阳，满心欢喜，在地毯上、椅子上蹦来跳去。十个不起眼的小斑点如时刻转动的星座动个不停，我希望看到它们一动不动地伏在我脚边——有点像造物主做的梦，安德烈娅，造物主们无法实现的梦——而不是在米盖尔·乌纳穆诺的照片后面、淡绿色的花瓶旁边、黑洞洞的写字台下面躲躲闪闪。总是不到十只，总是六只或八只，我问自己，少的那两只究竟躲在哪儿，萨拉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起床，还想着洛佩斯的阿根廷史我想读里瓦达维亚统治的那一段。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该怎么熬，安德烈娅。您应该记得我是来您家休息的，如果搬家也扰乱了我的生物钟，时不时吐只兔子可不是我的错——不是唯名论，也不是巫术，只是事情不能说变就变。有时，您等着别人扇您右脸一个巴掌，谁知道突然间变了方向——就是这样，安德烈娅，具体情况会有出入，可道理就是这样。 我在晚上给您写信。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在它们的晚上给您写信。白天，它们睡觉。办公室里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发号施令的声音、皇家打字机的声音、副社长们的声音和油印机的声音，多放松！安德烈娅！多放松！多太平！多恐怖！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是那些奇怪我晚上太安分没活动的朋友们，是路易斯邀我散步，是豪尔赫约我听音乐会。我几乎不敢回绝他们，只好编些又长又假的借口，身体不好啦，赶翻译稿啦，胡乱搪塞过去。等我回到家，进了电梯——那一段，一楼和二楼之间——便夜复一夜、于事无补、徒劳地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尽量不让它们损坏您的物品。它们咬坏了一点点书架底层的书，您会发现被遮得很好，免得萨拉察觉。您很喜欢那盏画满蝴蝶和古代骑士的大肚子瓷灯吧？碰坏的地方基本看不出，我用英国商店买来的特殊水泥修补了一晚上——您知道的，英国商店里有最好的水泥卖——而现在，我就坐在灯旁，免得哪只兔子又对灯伸爪子。（它们喜欢一动不动，看上去几乎是一幅美景。它们也许在怀念遥远的人类，也许在模仿它们的造物主。造物主走来走去，严密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您恐怕注意过——也许小时候注意过——可以罚小兔子面壁，前爪靠墙，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 凌晨五点（我躺在绿沙发上，只睡了一小会儿。毛茸茸的脚一跑动，发出一丁点声响，都会把我惊醒），我把它们放进衣柜，打扫卫生。所以，萨拉会发现一切如常。尽管有时我会见她暗自吃惊，盯着什么东西看，发现地毯微微有些褪色，又想开口问我点什么，可是我吹着弗兰克的交响乐变奏，不予理睬。安德烈娅，大清早的，不声不响地清扫植物，这些琐事并不光彩，干嘛非要说给她听？半梦半醒地捡起三叶草的茎，散落的叶子和白毛，磕磕碰碰地撞着家具，迷迷糊糊地困得要命。纪德的翻译拖了，特罗亚的翻译还没弄，要给远方的一位女士回信，她恐怕在问是不是……干嘛还要接着做这个？干嘛还要在电话和采访之间接着写这封信？ 安德烈娅，亲爱的安德烈娅，让我宽慰的是只有十只，不再增加了。十五天前，我在手掌上放下最后一只小兔，之后再也没有了，只有十只。在我的白天，它们的黑夜，它们渐渐长大，变丑了，毛长了，进入少年期了，急不可耐了，花样百出了，跳上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塑像（是安提诺乌斯吧？那个瞎了眼盯着人看的小伙子？），消失在起居室里，弄出很大的声响，我赶紧把它们赶出来，担心萨拉听见，惊恐万分地出现在我面前，没准还穿着睡衣——萨拉一定是这副打扮，穿着睡衣——那样一来……只有十只，您可以想象置身其中的我所能感受到的一丝快乐，还有回家穿越一楼和二楼既定空间时心头越来越多的踏实。 我要出门办事，只好把信放下。微亮的晨曦中，安德烈娅，我在家里接着给你写。真的是第二天了吗，安德烈娅？信纸上空一行对您而言意味着间隔，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座连接昨日书信和今日书信的桥梁。告诉您，在间隔时间里，一切都乱了套。在您看到的这座桥上，我毫不费力地听到水流中断的声音。对我来说，纸的这一边，信的这一边不再有搁笔办事前的踏实和镇定。在没有悲伤、立体的夜里，沉睡着十一只小兔子，也许就是现在，不，不要现在一之后在电梯里，或者，进门时。无所谓地点了，无所谓是不是现在，无所谓是我残生的哪一刻。 好了，我写这么多是想告诉您糟蹋了您的家并不全是我的错。我把信留在这里，等您回来看，让邮差在巴黎哪个明朗的早晨把信直接交到您手里不太像话。昨天晚上，我把第二个书架的书倒了个方向，它们能够得着了，站着或跳着啃书脊磨牙——不是饿的，我给它们买了足够的三叶草，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它们咬破了窗帘、椅垫、奥古斯都·托雷斯自画像的边缘，地毯上到处是兔毛，它们还叫，在灯光下围成圈，崇拜我似的围成圈，突然叫唤起来，我还以为兔子是不会叫的。 我想把地毯上的兔毛收拾干净，把咬破的椅垫边弄平整，把它们重新关进衣柜，可是我做不到。天要亮了，也许，萨拉一会儿就要起床。真奇怪，我不在乎萨拉了。真奇怪，我不在乎看着它们蹦蹦跳跳地去找玩具了。并不全是我的错。等您回来，您会看到许多破损我已经用英国商店买来的水泥修补好了。我尽力了，不想惹您发火……而我，从十只到十一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您瞧：原本十只挺好，有衣柜，有三叶草，有希望，多少事儿都能做成。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天亮了，寒冷的孤独中有欣喜，有回忆，有您，还有很多很多。苏伊帕恰街上的这座阳台洒满晨曦，迎来都市的第一阵喧嚣。我觉得收拾散落在路面上的十一只死兔子没什么难的。也许，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兔子，他们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 [11]阿梅蒂·奥尚方（Amedee Ozenfant，1886-1966）：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和勒·柯布希埃合作，推动了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立。[12]以土买，古地名，见《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13]班尼·卡特（1908-2003）：美国爵士乐传奇大师。[14]让·季洛杜（1882-1944）：法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15]文森特·菲德尔·洛佩斯（1815-1903）：阿根廷历史学家、律师、政活家。[16]米盖尔·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98一代”著名作家、哲学家。[17]贝纳尔蒂诺·里瓦达维亚（1780-1845）：1826-1827年间任阿根廷总统。[18]塞萨尔·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19]奥古斯都·托雷斯（1913-1992）：乌拉圭著名画家。 远方的女人 阿丽娜·雷耶斯的日记 一月十二日 昨天晚上又是这样。我厌倦了手镯、空谈、粉红香槟和雷纳多·维涅斯的脸。哦！那张脸，像一只咿咿呀呀的海豹，一张穷途末路的道林·格雷画像。薄荷糖的味道、布吉舞、哈欠连天筋疲力尽的母亲（她跳完舞回家睡觉，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迟钝痴呆，和平日的她迥然不同），我睡了。 开着灯、吵吵嚷嚷、妹妹衣服脱了一半，喋喋不休地通报时事新闻，诺拉说在这种环境里她一样睡得着。真幸福！告别白天的走动和喧闹，我关上灯，停下手，脱衣服。我想睡觉，我是一口轰鸣的钟、一阵浪、一根把小狗拴在女贞树上，而它整夜想从中摆脱的链子。现在，我躺下睡觉……我要背诗，或者想有a的单词，有a和e的，有五个元音的，有四个元音的。两个元音一个辅音的（ala，ola），三个辅音一个元音的（tras，gris），然后又回头背诗；月亮穿着晚香玉的裙撑来到锻炉旁，小男孩看着它，小男孩盯着它看。三个元音三个辅音交替出现，cábala，laguna，animal；Ulises，ráfaga，reposo． 时间就这样过去：四个、三个、两个，再后来是回文。简单一点的：salta Lenín el atlas，和amigo，no gima。复杂优美一点的：átale,demoníaco Caín，o me delata，和Anás usó tu auto，Susana。要么就玩有趣的拆拼词：Salvador Dalí，Avida Dollars，和Alina Reyes，es la reina y…后面这句真美，因为它没说完，它意犹未尽。因为王后和…… 不，太可怕了。可怕的是句意指向并非王后的人，指向晚上我会再次痛恨的人。那个叫阿丽娜·雷耶斯的人，她不是拆拼词游戏中的王后，她也许是任何人：布达佩斯的乞丐，胡胡伊家境贫寒的学生，克萨尔特南戈的女佣。她在任何遥远的地方，她不是王后。可她的确叫阿丽娜·雷耶斯。所以，昨天晚上又是这样，我感觉到她，我恨她。 一月二十日 有时候，我知道她冷，她在受苦，有人打她。我只能恨她入骨，痛恨把她打倒在地的那些手，也痛恨她，更痛恨她，因为有人打她，因为有人打她，她就是我。唉！我睡觉、裁剪衣服、接待妈妈、给雷古莱斯夫人或里瓦斯家的男孩倒茶时没那么绝望。于是，我不那么在意了，不过是我和我之间个人的事。她的不幸，我愈发地感同身受。她在千里之外，孤身一人，可我的感觉是如此真切。让她受苦吧，让她冻着吧。我在这儿忍着，相信能帮到她一点儿。好比为尚未负伤的士兵包扎绷带，提前帮他缓解伤痛，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让她受苦吧。我亲了亲雷古莱斯夫人，给里瓦斯家的男孩倒了杯茶。我闭口不言，内心默默忍受。我对自己说：“我正走过一座结冰的桥，鞋破了，雪往里渗。”我并非什么也感受不到。我只知道确实如此。就在里瓦斯家的男孩接过我给他倒的茶，摆出完美傻冒表情的这一刻（不过，我不知道是否正好是这一刻），我在某地走过一座桥。我忍得很好，置身于这群毫无意义的人中间，我孤独，我没那么绝望。诺拉昨晚傻瓜似的问我：“你怎么了？”是她怎么了，远方的我怎么了。我坐在钢琴前，诺拉准备演唱福雷时，她一定遇到了可怕的事，有人打她，或是她病了。路易斯·玛利亚把肘撑在三角钢琴的末端，琴盖开着，我无比幸福地看着他，他小狗似的脸也高兴地看着我，希望听见琶音。我们俩近在咫尺，彼此相爱。如果我正在和路易斯·玛利亚跳舞，正在吻他，或正在他身边，却在此时感受到她的最新情况，那会更糟。因为那个我，远方的我，并不招人喜欢，那是我不招人喜欢的一部分。路易斯·玛利亚和我跳舞，他的手扶着我的腰，像正午的热气、浓浓的橙味、细竹的清香那样一点点往上挪。与此同时，有人打她，我觉得挨打的是我，雪渗进我的鞋子，我怎能不心碎！我受不了，非得跟路易斯·玛利亚说自己不舒服。湿，雪天的湿。我感觉不到雪，雪正渗进我的鞋子。 一月二十五日 当然，诺拉来看我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一幕。“亲爱的，我最后一次求你替我钢琴伴奏。上次我们可出了大丑。”我怎么会知道出了大丑？我尽可能地给她伴奏，我记得悄悄地听她唱。您的灵魂是精心挑选的风景……我看见自己的手在键盘上，似乎弹得挺好，老老实实地替诺拉伴奏。路易斯·玛利亚也在看我的手，可怜的路易斯·玛利亚，我觉得他看我的手，是因为他不敢看我的脸。我看上去一定很怪。 可怜的小诺拉，请别人给她伴奏吧。（这越来越像是一种惩罚。如今，只有自己临近幸福或正当幸福时，才会感受到远方的我。当诺拉唱起福雷，我会感受到远方的我，我只会恨她。） 晚上 有时是柔情，对并非王后、远方的她一种突如其来、必须涌出的柔情。我想给她发份电报，寄份邮包，知道她的孩子们一切都好，或者，知道她根本没有孩子——我觉得远方的我没有孩子——她需要安慰、怜悯、糖果。昨天晚上，我在想电报发什么内容，定什么接头地点，就这样睡了过去。我周四到，空格，在桥上等我。什么桥？思绪转啊转，转到布达佩斯，认为自己是那个布达佩斯的乞丐，布达佩斯应该既有桥，又有雪。于是，我在床上挺得笔直，差点放声号叫，差点跑去叫醒妈妈，差点把妈妈咬醒。想想而已，还不易说出口。想想而已，如果我心血来潮，可以即刻动身前往布达佩斯。或者，胡胡伊，克萨尔特南戈。（我翻到前面，把这些名字找了出来。）不行，去三溪市，神户市，迈阿密同样不行。只有布达佩斯，只有那里天气寒冷，在那里，他们打我，羞辱我。在那里（我梦见了他，只是个梦，可它暗示着失眠，和失眠如此之近），有个人叫罗德——或埃罗德，或罗多——，他打我，我爱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爱他，可是我由着他打，日复一日地由着他打。这么说，可以肯定，我爱他。 更晚一些 全是假话。是我想出了罗德，或用任何一个过去的梦中形象塑造出了罗德。没有什么罗德。在那儿，确实有人打我，可谁知道动手的是男人、生气的母亲、还是孤独。 我要去找寻我自己。我要对路易斯·玛利亚说：“我们结婚吧，带我去布达佩斯，去一座白雪覆盖，有人站着的桥。”我说：如果我在那儿呢？（我想象一切，却不愿彻底相信这一切。还好，我私底下心态不错。如果我在那儿呢？）嗯，如果我在那儿……看来我只是疯了，只是……多可怕的蜜月啊！ 一月二十八日 我想起一件怪事。三天了，远方的我没有发来任何讯息。也许她不挨打了，也许她弄到大衣了。给她发封电报，寄几双长袜……我想起一件怪事。我来到一座可怕的城市，正值下午，绿色的、水样的下午。如果不努力地想，下午绝不可能是这样。在多瑙河Stana这边，站在斯柯达的角度，看见毛发直竖的马、严厉的警察、热腾腾的黑面包、尽显窗口华丽气派的风中流苏。我迈着游客的脚步漫步在多瑙河畔，蓝毛衣（天这么冷，我还把大衣留在Burglos了）口袋里揣着地图，一直走到沿河的一个广场，广场几乎就在震天响的河面上。河面有碎冰、驳船，还有一只在当地被称为sbunáia tjéno或更糟的翠鸟。 广场那边我想应该就是桥了。我这么想，可不愿继续往前走。下午音乐厅有艾尔萨·皮阿基奥·德塔莱伊的音乐会，我无精打采地穿上衣服，担心过后自己会失眠。晚上这样胡思乱想，这么晚……谁知道我会不会迷失方向。我一路想，一路走，一路编着名字。我全想起来了：多瑙河Stana，sbunáia tjéno，Burglos。可我不知道广场叫什么，好比果真去了布达佩斯的一个广场，因为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迷了路。那儿，一个名字就是一座广场。 我去了，妈妈。我们一定会听到你的巴赫和你的勃拉姆斯。这条路很好走，没有广场，没有Burglos。这儿是我们，那儿是艾尔萨·皮阿基奥。停下来真让人伤心。要知道我在一座广场（可这不是真的，我只是想想，什么也没有），广场的尽头就是桥。 晚上 开始，继续。音乐会的末尾和第一首附加曲之间，我找到了广场的名字，也找到了路。乌拉达斯广场，市场桥。从乌拉达斯广场一直走到桥头，走着走着，想停一停，看看房子或橱窗，看看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看看立在喷泉中戴着白披肩的英雄雕像：塔迪奥·阿兰科和乌拉斯洛·内罗伊，看看酒鬼和钹手。我看见艾尔萨·皮阿基奥在一首肖邦曲和另一首肖邦曲之间向观众致意，可怜的钢琴家。音乐厅直通广场，直通两侧大柱林立的桥头。可我确实在想这些，注意，它相当于在拆拼词游戏中把Alina Reyes替换成es la reina y...，或想象妈妈在苏阿雷斯家，不在我身旁。最好不说蠢话：这是我的事，只要我高兴就行，只要我真的高兴。是真的，因为阿丽娜，咱们瞧——不是别的，不是感到她冷或她挨打。我心血来潮，饶有兴致地接着往下做，想知道去哪儿，想知道路易斯·玛利亚会不会带我去布达佩斯，我们会不会结婚，我会不会求他带我去布达佩斯。出门找寻那座桥、出门找寻我自己更容易，我会发现自己正站在桥中间，身边是叫声和鼓掌声，叫着“来一曲阿尔贝尼兹”，掌声更热烈了，还有人叫着“来一曲肖邦大波兰舞曲”，似乎风从背后吹来，海绵毛巾似的手揽着我的腰，将陷入深雪中的我往桥中央推时，这些都有意义。 （用现在时叙述更方便些。现在是八点，艾尔萨·皮阿基奥正在演奏第三首附加曲，一首胡利安·阿吉雷或卡洛斯·瓜斯塔维诺，和草地与小鸟有关的曲子。）我开始和时间耍无赖，我不再尊重它。我记得，有一天，我想：“在那儿，有人打我。在那儿，雪渗进鞋子。这些，我当时就知道。那儿的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同一时间知晓。可为什么是同一时间？也许，我知道的晚一些，也许，我知道的时候，事情还没发生。也许，她会在十四年后挨打，也许，她已经变成了圣塔乌苏拉墓地的十字架和数字。”我觉得很美、很有可能、很愚蠢。可是，这之后，我总会掉入成对的时间里。如果她现在果真上了桥，我一定此时此刻从这里感受得到。我记得自己停下脚步，欣赏河水像稀释的蛋黄酱，怒不可遏地冲向桥墩，水声隆隆。（我是这样想的）从桥栏杆探出身去，耳边传来桥下冰面破裂的声响。需要驻足一会儿，因为眼前的景象，因为心头的恐惧——穿得不够多，落地即融的小雪，丢在饭店的大衣——。我为人谦和，毫无气焰。可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也是这样一个姑娘，音乐会期间神游匈牙利，谁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呵，无论在这儿还是在法国。 可是，妈妈在扯我的袖子，音乐厅里人基本全走光了。就写到这儿，不想继续回忆想到过什么，再回忆下去，对自己不好。可那是真的，真的。我想到一件怪事。 一月三十日 可怜的路易斯·玛利亚，和我结婚是多么的愚蠢！他不明白婚姻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或让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像诺拉说的那样，诺拉摆出了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造型。 一月三十一日 我们要去那儿了。他完全同意，我几乎叫了起来。我害怕，他那么轻易地进入了这场游戏。他毫不知情，如国际象棋中的王后派去解决战斗的小卒，走得义无反顾。小卒路易斯·玛利亚，在他的王后身边。王后和…… 二月七日 要自我治愈。我不会写下音乐会上最后想到的事。昨天晚上，我又感到她在受苦。我知道在那边，又有人打她了。我无法避免感知到这些，别再这么一条条记下来了。如果我只是出于乐意，出于舒心，才记下这些……那会更糟。重温日记，我会更想知道，更想找到那么多天晚上写在纸上的每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我想到广场、融冰的河流、水声，还有……我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去那儿，证明单身对我有害，就是这个，二十七岁了，还没有男人。我会有孩子的，傻乎乎的孩子。别想了，去做，做到底。为自己好。 不过，我会合上这本日记。一个女人，要么嫁人，要么写日记，两者不可兼得——我不想在离开日记本前，不带着希望的喜悦、喜悦的希望说这句话。我们会去那儿，不过，不是用音乐会那晚想到的方式。（我写下来，日记就别再写了，为自己好。）我会在桥上找到她，我们会四目相对。音乐会那晚，耳边响起桥下冰面破裂的声音。这将是王后打击恶意奉承、阴谋篡权的胜利。如果她真的是我，她会屈服，她会投身到更光明、更美丽、更真实的我这边。只要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肩上就足够。 阿丽娜·雷耶斯·德·阿拉奥兹和丈夫于四月六日抵达布达佩斯，下榻于丽兹酒店。时间为离婚前两个月。次日下午，阿丽娜出门观赏城市和融冰美景。她喜欢一个人走——她走得快，好奇心重——走了二十处地方，模模糊糊地在找寻什么，可似乎又并没有特别的目的，一味地跟着感觉走，突然从一扇玻璃门转到另一扇玻璃门，一条人行道转到另一条人行道，一扇橱窗转到另一扇橱窗。 她来到桥边，走到桥中央。踏着雪走，很费劲。多瑙河下，吹出一阵风，人被风困住，烦不胜烦。她感到裙子紧紧地贴着大腿（她穿得不够暖），突然，她想转身回到熟悉的城市。空荡荡的桥中央，有位衣衫褴褛、黑色直发的女人，从她凹凸不平的脸上、皱褶重重的手上——拳头有些握紧，现在又伸开了——能看出她在执着、贪婪地等待着什么。阿丽娜如同经历过临场彩排，重复着——现在她知道了——表情和动作，慢慢地向她走去。她终于释放了自己，毫不畏惧——她猛地跳了起来，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冷——走到她身旁，不假思索地也将双手伸出。桥上的女人扑进她怀里，两人在桥上无言地紧紧相拥，河水拍打着桥墩，摔得粉碎。 她们拥抱时，皮包的开关卡进她的胸口，一阵剧痛，很甜蜜，久久不能散去。她紧紧搂住骨瘦如柴的女人，感到她完全置身于自己的怀抱中，幸福感像奏响赞美诗、放飞鸽子、河流欢唱那样越来越强。当两者完全融于一体时，她闭上双眼，避开外界感受和黄昏的光。突然，她疲倦极了。可她确定自己获得了胜利，胜利是自己的，不需要庆祝，终于胜利了。 她发觉其中一个幸福地哭了。应该是她自己，脸颊上湿湿的，颧骨很痛，似乎被人打了一拳，脖子也是。突然，肩膀在无尽的疲惫中，也痛了起来。再睁开眼（也许，她已经在叫了），她看见两人已经分开。现在她确实叫出了声。因为冷，因为鞋破了，雪往里渗，因为阿丽娜·雷耶斯离开桥走向了广场，穿着她的灰衣服，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美不可言。她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20]《道林·格雷的画像》，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代表作。[21]布吉舞：一种钢琴伴奏的布鲁斯舞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流行，节奏欢快。[22]原文为英文。[23]回文是一种文字游戏，无论正读或倒读，句子完全一样。[24]这两句的意思分别为：“莱宁跳过地图册”，和“朋友，不要哀叹”。[25]这两句的意思分别为：“捆住他，魔鬼卡因，不然他就要揭露我了。”和“安纳斯用了你的车，苏珊娜。”以上四句都是回文。[26]以上两个例子为拆拼词，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指改换字母顺序组成新词。[27]第二个例子的意思是“阿丽娜·雷耶斯，是王后和……”。其中，阿丽娜·雷耶斯是本文的主人公，她的姓“雷耶斯”意思是“国王”。这样一来，拆拼词的结果就变为“阿丽娜既是国王也是王后。”[28]胡胡伊：阿根廷城市。[29]克萨尔特南戈：危地马拉城市。[30]加布里埃尔·福雷（1845-1924）：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及音乐教育家，代表作为《安魂曲》。[31]原文为法文。[32]三溪市：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区。[33]艾尔萨·皮阿基奥·德塔莱伊（1906-1993）：阿根廷著名钢琴演奏家。[34]伊萨克·阿尔贝尼兹（1860-1909）：西班牙著名作曲家，创作了许多舒伯特、肖邦及勃拉姆斯风格的短小钢琴作品。[35]胡利安·阿吉雷（1868-1924）：阿根廷作曲家，大胆地将阿根廷民间传统音乐和高雅音乐相结合。[36]卡洛斯·瓜斯塔维诺（1912-2000）：阿根廷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 公共汽车 “方便的话，麻烦您回来时给我带本《家庭》。”罗伯塔夫人一边靠在沙发椅上准备午休，一边说道。克拉拉将滚轮小桌上的药品整理完毕，干净利索地扫了一眼房间。没什么要做的了，女佣玛蒂尔德会留下照顾罗伯塔夫人，该做什么她都明白。好了，她可以走了，周六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好友安娜在等她聊天，五点半甜到极点的下午茶，广播，还有巧克力。 两点钟，保姆佣工潮水般地跨出门槛，四散殆尽，公园村一片空旷亮堂。克拉拉沿着提诺加斯塔街，转萨姆迪奥街往南，伴着清脆的高跟鞋声，欣赏农学院区路旁树荫洒下的点点阳光，正值十一月。她站在圣马丁大街和诺戈雅街的拐角等168路公共汽车，听一群麻雀在头顶上打架。万里无云，圣胡安·玛利亚·维阿奈伊主教堂的弗洛伦蒂娜塔看起来更红了，高得让人目眩。钟表匠堂路易斯走过，赞赏地向她问好，似乎在称道她精致的身材、凸显苗条的高跟鞋和奶油色衬衫上白皙的小脖子。168路沿着无人的街道慵懒地开了过来，车门不满地嘎吱一声打开。午后静谧的街道拐角，只上了克拉拉一位乘客。 她在装满物品的手提包里找硬币，买票前耽搁了一会儿。售票员矮胖，脸板着，爱找碴打架的主儿，双腿老练地微微弯曲，好对付刹车和拐弯。克拉拉对他说了两次“一毛五的”，那家伙都没把眼睛从她身上挪开，好像对什么感到奇怪。随后，他把粉红色的票递给她，克拉拉想起一首童谣，大意是：“撕呀，撕呀，售票员，一张蓝色票，或一张粉色票；唱呀，唱呀，唱点什么，边数钞票边歌唱。”她笑了，往后走想找个座位。紧急出口边上的位子空着，她带着窗边乘客常有的满足感坐了下去。这时，她发现售票员还在盯着她看。车行至圣马丁大街桥口，拐弯前，司机转过头来，也看了她一眼。虽然隔了不短的距离，但他还是找了找，看到她窝在座位上才肯罢休。司机一头金发，一脸饿相，一把骨头。他和售票员说了几句，两人看一眼克拉拉，又互相看了一眼。公共汽车跳了一下，全速拐入丘罗阿林大街。 “一对傻瓜。”克拉拉又得意又紧张，心想。她把车票放进钱包，斜过眼，看着前排手捧一大束康乃馨的女士。那位女士也转过头，从花上探出头来看她，如母牛探出栅栏，目光温柔。克拉拉取出化妆镜，很快专心研究起嘴唇和眉毛来。她觉得脖子后面有些异样，怀疑有人非礼，气急败坏地迅速转过头去。离脸二厘米处，赫然是一双老人的眼。老人直着脖子，手捧一束雏菊，香气几乎令人作呕。最后一排的绿色长椅上，所有乘客都望着克拉拉，似乎在谴责什么。克拉拉也将目光迎了上去，越迎越吃力，越迎越困难。不是因为乘客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她身上，也不是因为乘客手上不约而同地拿着一束花，而是她原本期望结局圆满，行为善意，比如大家扑哧一声笑了，因为她鼻子上有点脏东西（可是她鼻子不脏）。她笑了笑，投在她身上的目光专注持久，好像是花在看她。她的笑容僵硬了。 突然，她不安地把身子往下蹭了蹭，盯着前方磨损的椅背，检查紧急出口的操作杆，阅读上面的文字：“紧急出口，拉下手柄，站起逃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也连不成句。就这样，她找到一处心理安全岛，停下来好好想想。乘客们盯着刚上车的人看是正常行为；去恰卡利塔墓园拿着花也对；全车人都拿着花也能凑合说得过去。公共汽车从阿莱维阿医院门前经过，克拉拉这边延伸出一大片荒地，最远处是遍地脏水洼的艾斯特雷亚区，一匹匹黄马的脖子上挂着一段段缰绳。耀眼的阳光没有晒活窗外的风景，克拉拉不敢把眼神收回来，只敢往车内偷偷瞟上两眼。红玫瑰和马蹄莲，远一点是模样可怕的菖蒲，揉皱了，弄脏了，旧旧的玫瑰红缀着白色的斑点。第三排靠窗的先生（原先看着她，现在没看，现在又看了）捧着一束近乎黑色的康乃馨，花儿密密地挤在一起，连绵成一张皱曲粗糙的皮。两位坐在前方侧排座椅上的小女孩，鼻子恶狠狠的，拿着一束穷人才会买的菊花和大丽花，穿的倒不像穷人：裁剪考究的小上衣，百褶裙，白色长袜，不可一世地盯着克拉拉看。死没规矩的黄毛丫头，她想叫她们低下头别看了。可是，四只瞳孔直盯盯地望着她，还有售票员、康乃馨先生、后面所有人喷在后颈上的热气、紧挨着的直脖子老人、后座上的年轻人。帕特纳尔区，昆卡站到了。 没有人下车。男子轻盈地跳上车，面对售票员。售票员站在车中央等他，盯着他的手看。男子右手握着两毛钱，另一只手整整上衣。售票员没看到钱，继续等。“一毛五的。”克拉拉听男子说。和她一样，也是一毛五的。售票员没撕票，继续盯着他看。男子终于有所察觉，友善地冲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跟您说了，一毛五的。”他接过票，等着找钱，趁势滑到康乃馨先生身旁的空位上坐下。售票员找给他五分钱，又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会儿，似乎在检查他的脑袋。他压根没留意，专心欣赏黑色康乃馨。康乃馨先生观察着他，瞟了他一两眼，他也瞟了瞟康乃馨先生。两人几乎同时转头，没有挑衅的意思，只是互相看了看。克拉拉还在恼火前排那两个女孩，她们盯了她好长时间，又去盯新来的乘客。168路开始贴着恰卡利塔墓园的围墙行驶，有一阵，所有乘客都盯着男子看，也盯着她看，只不过他们对新上来的人更感兴趣，没对她直视，不过也把她收在视线中，将两人视为同一个观察目标。这帮人真蠢！就算那两个黄毛丫头，也不小了。一个个捧着花，等着去办事儿，居然还这么无聊，没教养。克拉拉的心头萌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惺惺相惜，她很想提醒另一位乘客，对他说：“您和我都买了一毛五的票。”似乎这样可以拉近两人的距离。她想碰碰他手臂，建议他：“别太在意。尽是些没教养的家伙，就知道躲在花后头，无聊。”她想叫他坐到她身边来，可是小伙子——其实他挺年轻的，尽管脸上有些沧桑的痕迹——选择了就近的第一个空位。她摆出娱乐大众兼惶恐不安的神情，坚守以看对看的策略，盯着售票员看，盯着两个女孩看，盯着菖蒲女人看。现在，手捧红色康乃馨的先生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克拉拉，眼神中带着泡沫岩般晦暗飘浮的软弱。克拉拉也执著地看着他，感觉自己被掏空了。她想下车（可在那条街，那个地段，而且又不为什么，手上又少了一束花）。她注意到小伙子也不安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又往后看看，诧异地看到后座上的四位乘客和手捧雏菊、直着脖子的老人。他的眼神掠过克拉拉的脸，在她的嘴巴和下巴上停留了一秒，牵动前方售票员、两个女孩、菖蒲女士的目光走，直到他回过头去，看着他们，目光才又松弛下来。克拉拉比较了几分钟前自己遭遇的视觉骚扰和如今困惑小伙子的视觉骚扰。“可怜的小伙子，两手空空。”想法简直荒谬。她发现他有些无助，只有一双眼睛可以阻挡四处投来的冷火。 168路车没停下，拐了两个弯，径直开入墓园柱廊前的空地。两个女孩穿过走道，到车门前，后面依次是雏菊、菖蒲、马蹄莲，再后面的一堆人看不清楚。花气袭人，看来坐在车另一头鼻子会舒服不少。克拉拉静静地坐在窗边，欣慰地看到这么多人下车。黑色康乃馨出现在高处，小伙子站起来，让黑色康乃馨过去。他身体歪着，一半卡在克拉拉前排的空位上。小伙子帅气，质朴，坦诚，也许是药店伙计，也许是会计，也许是建筑工人。公共汽车缓缓停下，车门嘎吱一声打开。小伙子在等大家下车后尽情选个好位子坐，克拉拉也和他一起耐心地等，希望菖蒲和玫瑰一块儿下去。车门开着，所有人一路纵队，看着她，看着他，谁也不走。花儿晃来晃去，似乎有风，从地面升起、吹动植物根茎、吹动所有花束的风。马蹄莲、红色康乃馨、后座上捧花的男人、两个女孩、雏菊老人都下车了。只剩下他们俩，168路公共汽车似乎一下子小了、灰了、美了。克拉拉认为他最好、也基本应该坐到她身边来，尽管他有整整一车的位置可以选。他坐了过来。两人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手。手在那里，不过是手而已，没别的。 “恰卡利塔墓园到了！”售票员喊道。 看着他催促的目光，克拉拉和男乘客回答得中规中矩：“我们买的是一毛五的票。”他们只想到这一句，足够了。 车门还是开着，售票员走了过来。 “恰卡利塔墓园到了。”他几乎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 小伙子看都没看他一眼，克拉拉反倒心生同情。 “我到莱蒂罗。”她把票拿给售票员看。撕呀，撕呀，售票员，一张蓝色票，或一张粉色票。司机望着他们，几乎离开了驾驶座。售票员迟疑地转过身，冲他做了个手势。后车门嘎吱了一声关上（前门没人上车），168路盛怒之中，猛晃几下，起步加速，发足狂奔，克拉拉的胃里一阵不适。售票员靠在司机身旁的镀铬栏杆上，深邃的眼神凝视着他们。他们也回视过去，直到汽车拐入多莱戈街。之后，克拉拉感觉小伙子趁前方视线被部分遮挡，慢慢地把手放在她手上。手很软，很暖。她没抽手，沿大腿缓缓将手挪至膝盖附近。公共汽车风驰电掣，全速行驶。 “好多人啊，”他开了口，声音几不可闻，“一股脑儿全下去了。” “他们带花去恰卡利塔墓园。”克拉拉说，“每到周六，好多人去墓园扫墓。” “没错，可是……” “不错，有点怪。您注意到……” “注意到了。”他几乎打断了她的话头，“我注意到了，您也有同样的遭遇。” “奇怪，现在又没人上车了。” 一个急刹车，火车挡道。车狠狠晃了一下，两人心头一惊，身子直往前冲，又松了一口气。汽车像一具庞然大物，抖个不停。 “我到莱蒂罗。”克拉拉说。 “我也是。” 售票员没动弹，怒气冲冲地和司机说了什么。他们看见（他们都在密切关注车内的动向，只不过不愿意承认）司机如何离开座位，如何沿走道向他们走来，售票员如何紧随其后。克拉拉发现司机和售票员盯着小伙子，小伙子浑身绷紧，似乎在积聚全部的力量。她腿发抖，和他肩靠着肩。这时，火车头呼啸而过，黑烟蔽日。司机正在说些什么，被快车的轰鸣声完全淹没。他在距离他们两个座位前停下，弯下身，像是要跳起来。售票员按住他一只肩膀，拦住他，急不可耐地指给他看：最后一节车厢叮叮当当地撞着铁轨开过去了，挡道栏杆正在升起。司机双唇紧闭，转身跑回驾驶座。168路暴跳一下，对准铁轨，冲上斜坡。 小伙子身体放松，在座位上缓缓滑下。 “我可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克拉拉想哭。眼泪等在那儿，随时候命，可哭也没用。不用想，她明白一切正常，空荡荡的168路公共汽车上，除了她，只有另一位乘客。要想抗议车内的秩序，打铃，在第一个拐角下车就是。可目前一切正常。唯一不该出现的想法就是跳下车去，挪开重新握紧她的那只手。 “我害怕，”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哪怕衬衫上别着几朵紫罗兰也好啊！” 他看着她，看着她毫无装饰的衬衫。 “我有时会在口袋上插朵茉莉，”他说，“今天出门匆忙，没顾得上。” “真可惜！不过，我们要去的是莱蒂罗。” “当然，我们要去的是莱蒂罗。” 这是对话，一段对话。要留心，要接住话头。 “能开点窗吗？这里头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惊讶地看着她，因为他几乎有点冷。售票员一边和司机说话，一边斜眼看着他们。过铁道后，168路没再停下，已经拐入卡宁和圣塔菲大街。 “这个位子的窗户是死的。”他说，“您瞧，汽车里就一个位子这样，挨着紧急出口。” “哦。”克拉拉回答。 “我们可以换个位子座。” “别，不用了。”她握紧他的手，不让他站起身，“我们动得越少越好。” “那好吧。不过，前面一排窗户可以打开。” “不用了，真的不用。” 他等了一会儿，以为克拉拉还要说点什么。可她在座位上越缩越小，目光完全投在他身上，逃避前方悄无声息或热力十足传来的怒火。小伙子把另一只手放在克拉拉膝上，克拉拉也把自己的另一只手放了上去。两人暗暗地手指交流，温暖地抚摸对方的手掌。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粗心大意。”克拉拉不好意思地说，“以为都带全了，还是忘了点什么。”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会遇上这事儿。” “算了，就这么回事。他们都盯着我看，尤其是那两个女孩子，我感觉糟透了。” “完全无法忍受。”他抗议道，“您注意到她们怎么商量好，盯着我们看的吗？” “说到底，拿的不过是菊花和大丽花，”克拉拉说，“居然还那么自大。” “因为有其他人撑腰。”他怒气冲冲地断言，“我位子上那个一脸鸟样、捧着半蔫康乃馨的老头，后座上的我没看清。您认为他们所有人……？” “他们所有人。”克拉拉说，“我一上车就看见他们了。我在诺戈雅街和圣马丁大街的拐角上的车，几乎马上转过头去，看到他们所有人，所有人……” “幸好都下车了。” 行至普埃伊莱顿大街，一个急刹车。皮肤黝黑的警察站在高高的岗亭里，手臂张开在训斥着什么。司机滑下驾驶座，售票员想拉住他袖子，他挣开了，沿过道走来，缩着身子，眨着眼睛，嘴唇濡湿，望望他，又望望她。“放行了！”售票员叫了起来，嗓门很怪。公共汽车后面排成长队，十个喇叭齐鸣。司机悲痛欲绝地跑回驾驶座。售票员对他耳语了几句，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俩。 “如果不是您在这儿……”克拉拉低声说道，“我觉得，如果不是您在这儿，我早就下车了。” “可您要去的是莱蒂罗。”他诧异地说。 “没错，我去串个门。不过，那不要紧，没准儿我还是会下车。” “我买了一毛五的票，”他说，“到莱蒂罗。” “我也是。坏就坏在下了车，还要等另一辆车来……” “那是。而且，来的那辆也许没空位子。” “也许。现如今，坐车真不舒服。您见识过地铁上什么样吗？”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上班路上折腾的比工作本身还累。” 公共汽车里飘浮着清朗绿色的空气。他们看见博物馆泛旧的粉红色，新的法律系大楼。168路在莱昂德罗·N.阿莱姆大街上开得更快，似乎对即将抵达目的地发疯发狂。交通警拦下它两次，司机两次都想扑到他们身上去。第二次，售票员拦在前面，气急败坏，心痛不已。克拉拉感觉自己把膝盖抬高到胸前，同伴的手突然从她身上拿开，指骨突出，青筋暴露。克拉拉之前从未见过男子手掌握拳的过程，她瞪着那两个实心拳头，惊恐之下，可怜的信任感所剩无几。一路上，他们谈旅程，谈五月广场的堵车，谈人类的卑鄙行为，谈耐心。后来，看到火车站外墙，两人都住了嘴。小伙子拿出钱包，手指微微发抖，神情严肃地翻看着。 “就要到了，”克拉拉直起身子，说道，“我们就要到了。” “是的。听好：汽车一在莱蒂罗拐弯，我们马上站起来下车。” “好的，趁汽车在广场边上。” “没错。车站在英国塔那边。您先下车。” “哦，无所谓先后。” “不行。我殿后，以防不测。车一拐弯，我站起来，让您过去。您必须马上起身，到车门口下一级台阶，我会紧随其后。” “好吧，谢谢。”克拉拉感动地看着他。他们专心投入到计划中，研究腿所在的位置和要跨越的距离。他们看到广场拐角处，168路公共汽车畅行无阻。车窗抖动，车几乎撞上广场边线，全速转弯。小伙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前走，克拉拉飞快地跟着他下台阶，而他转过身，用身体挡住她。克拉拉看着车门，黑色的橡胶封条，脏兮兮的方形玻璃。她不想看其他东西，浑身抖得厉害，头发上感受到小伙子的呼吸。急刹车把他们甩向一边，与此同时，车门开了，司机张开手沿走道跑来。克拉拉跳到广场上，回头一看，小伙子也跳了下来，车门嘎吱一声关上了。黑色橡胶封条卡着司机的一只手，手指苍白僵硬。透过车窗，克拉拉看见是售票员冲到方向盘边上，够到了关闭车门的手闸。 广场上到处都是孩子和卖冷饮的小贩。他抓着她的手臂，走得飞快。两人没有交谈，没有对视，浑身幸福地颤抖。克拉拉任由他拖着，模模糊糊地看见草坪、花坛，河流的气息扑面而来，越来越浓。卖花的站在广场一边，摆花的筐子系在木架上。他停住脚，选了两束三色堇，递给克拉拉一束，又让她把两束都拿着，自己掏钱包付钱。两人重新迈步时（他没有再抓着她的手臂），各人拿着自己的花，各人走着自己的路，非常开心。 [37]英国塔：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英国居民所建，纪念1810年结束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五月革命一百周年。 剧烈头痛 感谢玛格丽特·L.泰勒医生给本文提供了最美妙的画面。她的美文《眩晕和剧烈头痛的指导性症状及常用治疗对策》发表在《顺势疗法》杂志（阿根廷顺势疗法协会主办）一九四六年（创刊十四年）四月第三十二期上（自三十三页始）。 一并感谢伊雷内奥·费尔南多·克鲁斯在前往圣胡安的旅行中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芒库斯庇阿” 我们照顾芒库斯庇阿直到很晚。夏日酷暑，它们一个个顽皮任性，反复无常。发育滞后的要特别补充营养，我们用大号陶瓷碗盛上发芽的燕麦喂它们。大的正在换背脊上的毛，须另外放置，裹上毛毯，注意晚上不能和睡在笼子里、八小时进食一次的芒库斯庇阿混在一起。 我们感觉不好，早上就不好了，也许是大清早吹了热风，当时，对房子全天候眷顾的似火骄阳尚未升起。照顾生病的动物——这工作十一点做——和午睡后对新生儿的身体检查将我们折磨得奄奄一息，维持现状越来越难。我们担心，只要一晚上照顾不周，芒库斯庇阿就会万劫不复，性命不保，而我们也会倾家荡产，遭灭顶之灾。于是，我们不动脑筋地干活，一项接一项地做事，只稍稍歇会儿吃点东西（面包在起居室的桌上和隔板上）或照照镜子（镜子把卧室的视觉面积扩大了一倍）。晚上，我们一头倒在床上，累得睡前不想去刷牙，只能就着灯，把药吃了。我们能听见成年芒库斯庇阿在外面绕着屋子打转。 我们感觉不好。我们中的一个是乌头症。打个比方，如果恐惧导致眩晕，应该服用大量稀释的乌头。“乌头是场强风暴，来得快，去得快。”因为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不为什么事便焦虑不安，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描述其治疗方式呢！一个女人突然面对一只狗，头一下子晕了，晕得厉害。那好，服用乌头。过了一会儿，晕得舒服了，还一个劲地想后退。（这种情况我们有过，不过是泻根症，感觉人和床一起，或者穿过床板，往下坠。） 我们中的另一个是典型的马钱子症。给芒库斯庇阿喂完发芽的燕麦后，也许因为弯腰时间过长，突然感觉脑子在转，不是周围东西转——那是眩晕——是视线在转。意识在脑子里像陀螺仪一般呈环状旋转，外面的世界纹丝不动，只是一味地逃逸，捕捉不住。我们想，也许只是缺磷症。一来怕花香（或是小芒库斯庇阿的香味，它们闻上去有股淡淡的丁香花味），二来体型上也和缺磷症完全吻合：人又高又瘦，老想要冰饮料、冰激凌和盐。 晚上会感觉舒服些。疲倦和寂静——芒库斯庇阿的走动与大草原的寂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对我们帮助不少。有时，我们一觉睡到大天亮，在大有好转的希望中醒来。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早跳下床，两人会悲痛欲绝地目睹溴樟脑症再次发作：以为在朝一个方向走，实际上南辕北辙。太可怕了，明明确信无疑地往卫生间去，突然，脸贴上了光滑的大镜子。我们只当这是笑话，毕竟还有许多活儿在等着，这么早气馁无济于事。我们找出小药丸，不吭声不气馁地执行哈宾医生的医嘱。（也许，私下里我们有轻微的氯化钠症。典型的氯化钠会哭，可没人注意得到。它悲伤，却内敛。它喜欢盐。） 畜栏、温室、奶牛场都有活儿在等着，谁还能尽想些没用的事呢？莱昂诺尔和常格在外头闹闹哄哄。我们拿着体温表、提着洗澡盆出门的时候，他们赶紧扑到工作上，似乎想把劲一下子使完，准备下午偷懒。我们对此心知肚明，庆幸身体依然健康，凡事还能亲力亲为。只要目前状况不继续恶化，不出现剧烈头痛，就可以工作下去。现在是二月，等五月把芒库斯庇阿卖掉，整个冬天就不用愁了。还撑得下去。 芒库斯庇阿花去我们许多时间。一方面，它们头脑精明，心术不正，另一方面，照顾幼崽是个细活，需要细致入微，坚持不懈。完全没必要多产多养，举个例子：我们中的一个把芒库斯庇阿妈妈从温室笼里放出——时间是早上6:30——集中到畜栏的干草上，让它们尽情地蹦跶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另一个把孩子从编上号的小笼子里——里头放着各自的病历——抱出来，麻利地测出肛温，将超过37℃的放回笼子，其余的从马口铁管道输送到妈妈那儿喂奶。也许，这是早上最美的时刻。小芒库斯庇阿和妈妈吵吵嚷嚷，说个不停，让人感动。靠在畜栏边上，我们忘记了即将临近的中午和刻不容缓、无比艰难的下午。突然，我们有些怕看畜栏的地面一再明显不过的紫草症——，还好，过去了。阳光晒走了其他症状，头痛在暗处会发作得更厉害些。 八点是洗澡时间。我们中的一个往澡盆里放整把整把的沐浴盐和麦麸，另一个吩咐常格打来几桶温水。芒库斯庇阿妈妈们不爱洗澡，需要小心地抓着它们的耳朵和腿，像抓兔子那样，把它们无数次地浸在水里。芒库斯庇阿会绝望地毛发直竖，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盐趁机直接渗入娇嫩的皮肤。 接下来，轮到莱昂诺尔给芒库斯庇阿妈妈们喂食，她做得非常出色，食物分配上也从没出过差错。她给它们吃发芽的燕麦，每周再喂两次牛奶加白葡萄酒。我们有些信不过常格，觉得他会偷葡萄酒喝。最好把酒收进屋里，可惜房子太小，日头高照时，葡萄酒会渗出甜得发腻的味道。 如果日子只是机械重复，毫无变化，也许，我说的这些也就千篇一律，毫无用处。最近几天一正赶上断奶的关键期——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承认——痛苦地承认——：缺硅症越来越显著。它从控制我们的睡眠入手，发动内部攻击，打破稳定性，眩晕的感觉沿着脊椎爬入脑中，好比小芒库斯庇阿沿着畜栏的杆子往上爬（没有其他描述方式）。于是，落入黑甜乡的我们，突然变成芒库斯庇阿玩耍攀爬的那根又酸又硬的杆。闭上眼睛情况更糟。睡意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谁也不能睁着眼睛睡觉。我们累得要死，可稍微一迷糊，眩晕的感觉又开始爬，脑子里晃荡来晃荡去，似乎装的全是活物，围着脑袋打转。好像芒库斯庇阿。 太讽刺了。据证明，缺硅症患者缺硅，缺沙。而我们蜗居在沙丘间的小山谷，时刻感受到巨型沙丘的威胁。我们要睡觉，居然会缺沙。 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我们花了些时间严格规定服用剂量，发现十二点时，药物反应良好，下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许只会稍稍有些不适，似乎所有物体突然停在面前，竖在那里，一动不动，艺术家的逼真感受。我们怀疑病变了，是白英症，不过，要想拿准，可不太容易。 空气中微微飘浮着成年芒库斯庇阿的毛。午睡过后，我们拿着剪刀和橡胶口袋去铁丝网围成的畜栏，常格把成年芒库斯庇阿聚在那里，准备剪毛。二月的夜里，天气凉爽。芒库斯庇阿舒展开睡觉，靠长毛取暖，不像蜷成一团的动物懂得自我保护，可背脊上却在换毛，换得很慢。毛落在外面畜栏里，风一吹，扬在空中，起一片薄雾，弄得鼻子直痒痒，还穷追不舍地跟着我们进屋。于是，我们把芒库斯庇阿聚在一起，将背脊上的毛剪到半高，注意不影响到它们保暖。毛剪下之后，太短，飞不起来，渐渐落成一层黄色的尘土。莱昂诺尔用水管一浇，每天扫出湿乎乎的一团，扔掉了事。 我们中的一个同时还要安排雄芒库斯庇阿和年轻的雌芒库斯庇阿交配，给每只幼崽称体重，常格高声念出头一天的重量，逐个确认体重增加情况，发育滞后的放在一边，需要特别补充营养。我们一直忙到天黑，只剩下喂第二顿燕麦——莱昂诺尔一会儿就分完了——和把芒库斯庇阿妈妈关起来。小宝宝们尖叫着，执意要留在妈妈身边。母子分离的工作由常格完成，我们站在门廊上监督。八点钟，关门关窗。八点钟，屋里只剩下我们俩。 过去，这是一段甜蜜的时光，可以回忆过去，憧憬未来。可是，自从身体不适以来，独处变得痛苦异常。我们用整理药箱——药品按字母排序，会不小心弄乱——的方式欺骗自己，没有用。到头来，我们会坐在桌旁，阅读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作品（《研究你自己》）或汉弗莱的作品（《顺势疗法导师》）。我们中的一个曾患上间歇性白头翁症：反复无常、好掉眼泪、苛刻暴躁，晚上发病。另一个也是晚上发病，患的是原油症：一切——物品、声音、回忆——都游离于他之上，浑身僵硬麻木。两种病痛毫无冲突，平行发展，可以忍受。之后，也许，睡意就降临了。 我们也不想逐步强调这些笔记的重要性，好比让声音越来越响，直到乐队在悲伤中爆发，再让声音渐渐小下去，索然无味地重归平静。记录下来的状况有些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如第二窝芒库斯庇阿出生时的硝化甘油症剧烈头痛），有些正在发生，有些发生在早上。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些阶段记录下来，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请哈宾医生帮我们添进病历。我们并不能干，记着记着会突然跑题。可是，哈宾医生希望了解所有相关细节。我们晚上听见的刮浴室窗户的声音也许就很重要，也许是印度大麻症。要知道，印度大麻会产生兴奋感，夸大时间和空间。也许逃出了一只芒库斯庇阿，它像所有同类那样趋光而来。 一开始，我们很乐观，没有丧失卖幼崽发大财的美好愿望。我们很早起床，越到后期，时间越发珍贵。一开始，常格和莱昂诺尔的逃跑几乎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这两个狗娘养的，没打招呼，没履行合约，昨晚上就这么跑了，还顺手牵走一匹马、一辆两轮马车、我们中的她的一床毯子、一盏乙炔灯和最新一期《阿根廷世界》。畜栏里悄无声息，我们猜到他们跑了，得赶紧放幼崽出来喂奶、准备洗澡用具和发芽的燕麦。我们一直在想，别去想发生的事，埋头工作。别去管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不能骑马去六里外的普安，粮食只够吃一星期了，愚蠢透顶的谣言已经在其他村子散播开来，说我们在养芒库斯庇阿，大家怕染上病，不敢靠近，周围转悠的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只有健康地工作，我们才能忍受中午时分，午餐休息（我们中的她草草开一听口条罐头，开一听豌豆罐头，再煎些鸡蛋火腿卷）时困扰我们的不适。我们无法不睡午觉，身体不适比双道锁的门还要无情，把我们锁进荫凉的卧室。就在刚才，我们清晰地回忆起夜间不安稳的睡眠，那种奇怪的、透明的——如果允许我们造出这种表达法——眩晕。早晨起床，直视前方，任何物体——举个例子，比如衣柜——都在做变速旋转，时不时地偏向一边（右边），与此同时，旋转中，同一个衣柜却又好好地停在那儿，静止不动。用不着多想，是仙客来症，治疗几分钟见效，让身体恢复平衡，正常工作和走动。更糟糕的是，午觉睡得正香（每件物品正放得安安稳稳，阳光毫不留情地钉住它们的棱角），听到大芒库斯庇阿畜栏里传来骚动和低语。它们突然不安起来，拒绝静养，静养能帮它们长肉呀！我们不想出去。烈日当空，极易引发剧烈头痛。如今，什么活儿都指着我们，怎么能允许冒险发病呢？可是，确实应该出去。芒库斯庇阿越来越不安分，畜栏里的骚动声闻所未闻，实在没办法继续待在屋里。于是，我们在软木头盔的保护下冲出门去，快速商议之后，分头行动。我们中的她往芒库斯庇阿妈妈笼子那边跑，另一个检查大门关没关好，澳式水塘的水位如何，狐狸或山猫会不会钻进来。我们刚赶到畜栏门口，就被太阳晃得睁不开眼，如白化病患者在白色火焰中摇晃不定。我们想接着干活，可惜为时已晚。颠茄症袭来，我们赶紧疲惫不堪地躲进工棚最里面背阴处。面部充血，发红发烫，瞳孔放大。大脑和颈动脉怦怦直跳。矛戳锥刺般的剧痛。头晃痛得厉害。走一步，坠一下，后脑像系着一块秤砣。刀戳锥刺般的痛。爆裂般的痛，似乎要把脑子挤出去。弯下身子更糟，脑子似乎要往外掉，人似乎被往前推，眼睛似乎要蹦出来（似乎这个，似乎那个，怎么也形容不出真正的感受）。声音、晃动、移动、光线，都会加重病情。突然，症状消失了。荫凉霎时带走了病痛。我们心怀感激，想跑动跑动，晃晃脑袋，奇怪一分钟前……可活儿还在那儿。现在，我们怀疑芒库斯庇阿的躁动不安是因为没有凉水喝，没有莱昂诺尔和常格的照顾——它们敏感得很，一定通过某种方式注意到他们不在——，对上午的工作变化也有些奇怪，我们那么笨手笨脚，那么慌慌张张。 这一天不用剪毛，我们中的他负责事先定好的雌雄交配和控制体重，很容易看出从昨天到今天，幼崽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妈妈们吃得不好，总要把发芽的燕麦闻上好久，才不情愿地将温热的食物放入口中。我们默默地做完剩下的工作，如今，夜幕降临有了另一层不愿面对的含义。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告别一个既定的、依然正常运转的秩序，告别莱昂诺尔和常格，告别各就各位的芒库斯庇阿。关上家门意味着让无法无天的世界自生自灭，对夜间到凌晨的一切听之任之。我们拖延了很久，直到无法再拖，才偷偷摸摸、互相回避、心惊胆战、忧心忡忡地走进家门。夜晚像一只眼睛在等待着我们。 幸好我们困了，中暑和劳累战胜了心绪不安和互不交流。我们艰难地咽下残羹剩饭：一点煎鸡蛋，牛奶泡面包。什么东西又在刮浴室窗户，屋顶上也有蹑手蹑脚的跑动。没有风，是月圆夜。有公鸡的话，半夜前就会打鸣。我们摸索着服下最后一剂药丸，二话不说，上床睡觉。灯关着——说得不对，灯不是关着，压根就没有灯，屋里浓雾弥漫，屋外圆月高悬——我们想说点什么，问出口的却只是明天怎么办，怎么弄吃的，怎么去镇上。后来，我们睡着了。一小时，就一个小时，拉开窗户的烟灰色的线尚未移到床边。突然，我们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在黑暗中竖起耳朵，黑暗中听得更真切。芒库斯庇阿出事了，听到的是怒吼或惊叫，听得出雌的嗓门尖，雄的嗓门粗。突然，叫声消失了，房里似乎掠过一阵寂静的风。紧接着，叫声又一次划破夜空，越来越高，传得很远。我们不想出去，听听就够受的了。我们中的他怀疑惨叫声究竟来自屋内还是来自屋外，有时候，声音听起来就在屋内。这个小时里，我们患上了乌头症，思维混乱，对错不分。的确，头痛来势凶猛，几乎无法形容。脑袋里，汗毛丛生的皮肤上，有撕裂感，灼烧感，还有恐惧，高烧，苦闷。额头又涨又沉，似乎有股力量在向外拉扯，将一切掏空。乌头症会突然爆发，疼痛难忍，遇冷风则病情加剧，伴有不安、苦闷和恐惧。芒库斯庇阿围着房子转来转去，再说它们还待在畜栏里、锁很结实之类的话无异于自欺欺人。 我们没注意到天亮。一晚上没睡好，只记得定点伸手将小药丸放入口中。五点左右，睡意终于将我们打倒。一会儿前，有人敲起居室的门，越敲越响，怒火万丈。我们中的他只好把拖鞋套在脚上，拖着身子去开门。是警察。警察带来了常格被捕的消息，送回了马车，并怀疑常格擅离主人，犯偷窃罪。得在证供上签个字。一切正常，太阳升得高高的，畜栏里一片寂静。警察看了看畜栏，一个用手帕捂住鼻子，假装咳嗽。我们赶紧说了他们想让我们说的话，签了字。他们几乎一溜烟地跑了，远远地绕过畜栏，盯着它看，也盯着我们看，甚至冒险往屋里看了一眼（屋里空气闭塞，屋前闻得到），几乎一溜烟地跑了。真怪，这些混蛋居然不愿意多看一眼，逃瘟疫似的从侧路上疾驰而去。 我们中的她单方面决定，利用早上干活儿的时间，另一个即刻动身，驾车去找吃的。人和马都挺不情愿，马被拖回来，一口气没歇，有些疲倦。不一会儿，人和马上了路，回头看看，什么都好好的。这么说，晚上在房里吵的不是芒库斯庇阿。得用烟熏死屋顶上的老鼠。一只老鼠居然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真让人意外。我们打开畜栏，把芒库斯庇阿妈妈们聚在一起，可是，发芽的燕麦眼看就要没了，它们争抢得厉害，互相撕下对方背脊和脖子上的肉，还见了血。又是呵斥又是鞭打，我们好容易才把它们给分开。这么一弄，奶根本喂不好。幼崽们嗷嗷待哺，有的跑起来晃晃荡荡，有的干脆靠在铁丝网上休息。一只雄芒库斯庇阿莫名其妙地死在笼子门前。马儿不愿小跑，离家十个街区了，还耷拉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喘气，慢吞吞地前行。一人一马泄了气，只好回头，刚好看见最后一点食物被一抢而光。 我们不再坚持前行，折回门廊。一只幼崽在第一级台阶上奄奄一息，我们抱它起来，放在铺着干草的篮子里，想知道它得了什么病，可它和其他动物一样，不明病因地死了。锁好好的，搞不懂这只芒库斯庇阿怎么跑出来的，是逃跑才会死，还是快死了才会逃跑。我们喂了它十粒马钱子，药丸在嘴里，像十粒小珍珠，它咽不下去。从我们站的位置，能看见一只雄芒库斯庇阿摔倒在前腿上，它想晃一晃站起来，可还是像祈祷似的摔了下去。 叫声传来，声音很近，我们甚至朝门廊的草椅子下望了望。哈宾医生虽然叫我们提防早晨的动物性反应，头痛至此，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后脑痛，时不时听到一声喊叫：原料药症，像蜜蜂蛰过那样痛。我们脑袋后仰，要不，埋进枕头（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爬上了床）。不口渴，出汗，小便少，叫声刺耳。身体似乎被压伤，一碰就痛，握过一次手，痛得钻心，渐渐地不痛了。我们担心再来一次不同的动物性反应，先是蜜蜂，再是蛇。时间是两点半。 我们想趁光线好、精神好把报告写完。我们中的他应该去镇上，午睡后再去，会太晚赶不回来，一个人在屋里过夜，也许会不好好吃药……静归静，午觉还是睡不着，房里蒸笼般的热，走到门厅，也会被地上、工棚里、屋顶上白花花的热气吓回来。芒库斯庇阿又死了几只，剩下的闷声不响，走近了，才听得到它们在喘气。我们中的她认为还能卖，应该去镇上。另一个记下了话，心里却不以为然。等热气散去，等天黑再说。我们差不多七点出门，工棚里还剩几把吃的。晃晃口袋，掉了些燕麦渣下来，被我们如获至宝地聚在一起。它们闻到香味，在笼子里蹦得厉害。我们不敢放它们出来，每个笼里放一勺，更公平，它们也更满意。我们搞不懂：没把死去的芒库斯庇阿弄出来，怎么会有十个空笼子？部分幼崽怎么会在畜栏里和雄芒库斯庇阿混在一起？不太看得见了，天一下子黑了，常格偷走了我们的乙炔灯。 山上种的是柳树，山道上似乎有人。应该叫个人去镇里一趟，还有时间，还来得及。有时，我们会想：到底有没有人监视？人们有没有那么无知，那么讨厌我们？我们宁可不去想，高高兴兴地关上门，待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我们想查阅资料，防止原料药症，提防更糟糕的动物性反应。我们放下晚饭，高声朗读，可几乎入不了耳。一些句子爬到另一些句子上面。外面还是那样，一些芒库斯庇阿比另一些叫得响，嗥叫声划破夜空，不绝于耳。“Cro-talus cascavella症会制造出特别的幻觉……”我们中的他将句子又念了一遍，我们很高兴，居然能如此正确地理解拉丁文，响尾蛇症。啰嗦了点，crotalus和cascavella都是“响尾蛇”的意思。也许，书上不想直接说出动物的名字，免得吓着普通患者。可名字终究还是说出来了，这种可怕的蛇……“其毒素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我们要抬高声音，才能彼此听见，芒库斯庇阿叫得太响。我们又一次感到它们就在房子附近，在屋顶上，在刮浴室的窗户，在顶窗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奇怪了。下午，我们就看见许多笼门开着，房门倒是锁得好好的，厨房的灯光照在身上，像一层冰冷的保护膜。我们声嘶力竭地传授着知识，书上写得非常清楚，语言直接，毫无成见。患者症状描述如下：剧烈头痛，极度兴奋，入睡时病发（还好，我们不困）。脑壳像钢盔一样挤压大脑——说得一点没错。某种生物在脑袋里绕圈游走。（这么说，房子就是我们的脑袋，我们感觉到有人在绕着它走，每扇窗户都是抵御屋外芒库斯庇阿嗥叫的一只耳朵。）脑袋和胸部被铁甲挤压，烧红的烙铁没入头顶，我们无法肯定是否是头顶。一会儿前，灯光抖了抖，越来越暗，下午我们忘了开磨发电。等完全看不见了，我们在书旁点了支蜡烛，将症状全部了解完毕。还是了解清楚的好，免得晚一点——右侧太阳穴尖刺般的痛，这种可怕的蛇，其毒素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这段已经读过了，单靠一支蜡烛，很难把书照亮），某种生物在脑袋里绕圈游走，这段也读过了，的确是这样，某种生物在绕圈游走。我们没有不安，外面更糟，如果有外面的话。我们把书放下，面面相觑。如果我们中的一个用表情示意越来越高的嗥叫，我们会回到书本，坚信目前的问题就在那儿。某种生物在那儿绕圈游走，对着窗户嗥叫，对着我们的耳朵嗥叫，快要饿死的芒库斯庇阿在嗥叫。 编者按：对于“芒库斯庇阿”（mancuspia）这种动物，作者科塔萨尔曾解释说： “在《剧烈头痛》中你是怎样创造芒库斯庇阿这个字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跟埃及獴有关系吗？” “不，我给你解释吧。我第一次听到芒库斯庇阿一词时觉得既悦耳又新奇，好像是一位教授创造的。那位教授在我教法国文学的系里当主任。我把短篇小说《剧烈头痛》献给了他。他叫伊雷内奥·费尔南多·克鲁斯，他用这个词是为了说这一类的话：‘天气热得芒库斯庇阿’，‘我饿得芒库斯庇阿’。他用这个词就像用一种残缺不全的口头语，谁也不感到吃惊。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他造的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它很迷人，芒库斯庇阿这个字我就记住了。那时，有一天我偶然读到泰勒女博士写的关于剧烈头痛的文章，我正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头一直痛得厉害，还谈到了顺势疗法的药单子和关于头痛症状的、我觉得充满文学味道的描写，于是我萌生了写一篇短篇小说的想法。我想象的那一对男女差不多像《被占的宅子》那一对男女，但是更含糊一些，因为不清楚他们是两个男人还是两个女人，还是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丈夫和妻子，是不是兄妹俩。总是这样说：‘我们当中的一男’，‘我们中的一女’。是故意写得这么含糊。他们和头痛作斗争，但是头痛变成了动物的形体。随后，我突然看到那些幻想的动物像芒库斯庇阿，并自动给它们取了名字，把这个词变成了名词。” （摘自访谈录《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6-117页） [38]芒库斯庇阿：这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种需要悉心呵护，方能成活的动物。 奸诈的女人 我从她手中接过苹果，趁机在她唇上吻了一下。没想到一咬下去，头晕脚软，觉得自己从她脚下纠结的枝条间重重摔下，看见了那些在深洞里迎着我的僵白脸孔。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 《果园深洞》 他不该在乎这些了。可这次不同，大家全都鬼鬼祟祟地说上了闲话，让他闹心。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先是大个子那家的女人，她像牛一样缓缓地转头，像牛吃草一样津津有味地反刍闲话。药店女孩在说——“不是我信，可要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连一向为人谨慎的堂埃米利奥——他卖的铅笔和塑料皮本儿一直让人信赖——也在说。说起黛莉娅·马尼亚拉，所有人都似乎羞于启齿，不敢相信她居然是这种人。只有马里奥将一腔怒火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突然对全家充满仇恨，想自立，却不能。他从来没有爱过家人，是血缘纽带和对孤独的恐惧将他和妈妈、和兄弟姐妹拴在了一起。对邻居可以简单粗暴：堂埃米利奥头一次嚼舌头根，就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大个子那家女人跟他打招呼，他视而不见，似乎这样会让她心里不好受。下班回来，他公然跨进马尼亚拉家的大门，向马尼亚拉夫妇问好，向——有时拿着糖或拿本书——杀害两位男友的女孩走去。 黛莉娅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她优雅不俗，一头金发，动作很慢（当年我十二岁，对我而言，日子过得慢，什么都慢），穿浅色上衣，大摆裙。有一阵子，马里奥认为黛莉娅之所以招人恨，是因为她的衣着和气质。他对塞莱斯特妈妈说：“你们恨她，是因为她不像你们那么俗，也不像我这么俗。”妈妈作势要用毛巾抽他一个耳刮子，他眼睛眨都没眨。此后，他和家里公开决裂：他们把他晾在一边，极不情愿地替他洗衣服，周日去帕勒莫区散步或野餐都不叫他。于是，马里奥总是去黛莉娅的窗边，往里扔小石子。有时候，她会出来；有时候，他听见她在屋里笑，坏坏地笑，让他绝望。 弗波大战登普西，家家户户都在哭泣，人人义愤填膺，带着几乎亡国的屈辱和忧伤。马尼亚拉一家搬到四个街区外的阿尔马格罗，搬得够远的了。新邻居们开始和黛莉娅交往，维多利亚街和卡斯特罗·巴罗斯街的人家忘记了那档子事。马里奥从银行下班后，照例每周去见她两次。夏天到了，黛莉娅有时愿意出门走走，他们一同去里瓦达维亚街上的咖啡馆，或者在十一广场坐坐。马里奥年满十九岁，黛莉娅即将迎来二十二岁的生日——不会庆祝的，她还在服丧。 黛莉娅为男友服丧，马尼亚拉夫妇认为说不通，就连马里奥，也希望她只把悲痛藏在心里。黛莉娅对着镜子戴上帽子，黑色的丧服衬托出她的头发格外金黄，她在面纱后的微笑看着委实叫人心酸。马里奥和马尼亚拉夫妇宠她，带她散步、购物、天黑回家、周日下午会客，她半推半就，任他们摆布。有时，她一个人走回原来居住的街区，赫克托和她在这儿谈过恋爱。一天下午，塞莱斯特妈妈见她从门前走过，鄙夷地当众拉上百叶窗。一只猫跟在黛莉娅身后，所有动物都对她服服帖帖，不明白是喜欢她还是受了她的控制，她不看它们，它们也会挨着她走。马里奥注意到：有一次，黛莉娅想去摸一条狗，那狗走开了。她唤了狗一声（下午，在十一广场），狗便听话地过来让她摸，似乎还挺高兴。她妈妈说黛莉娅很小的时候玩过蜘蛛，大家都吓了一跳，包括马里奥在内，他有些怕蜘蛛。蝴蝶会飞到她头发上——在圣伊西德罗，马里奥一下午见到两只蝴蝶飞上她的发梢——，可黛莉娅随便一挥手，把它们赶跑。赫克托送过她一只白兔，没几天就死了，死在他前头。周日凌晨，赫克托从新码头上一跃而下。从那时候起，马里奥听人们开始说闲话。罗洛·梅迪西斯的死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毕竟，大批大批的人死于昏厥。赫克托的自杀身亡让左邻右舍看到了太多的巧合，马里奥的眼前又浮现出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的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最糟糕的是颅骨破裂，罗洛刚走出马尼亚拉家的门厅，便一头栽倒在地。尽管他已经死了，可狠狠撞在台阶上的声音毕竟是场梦魇。黛莉娅当时在屋里。很奇怪，他们没在门口分手。不管怎样，她当时离他很近，第一个惊叫起来。相反，赫克托和平常一样，周六去黛莉娅家，离开她家后五小时，在一个白色霜冻的夜晚，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马里奥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大家都说他和黛莉娅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尽管她还在为赫克托服丧（她从来没为罗洛服过丧，鬼知道揣的什么心思），但她同意让马里奥陪着在阿尔马格罗区散散步或是去看场电影。直到那时，马里奥感觉对黛莉娅、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房子而言，自己是个外人。他不过是个“客”，在我们的字典里，“客人”的含义精确严格，泾渭分明。他拉着她的胳膊过街，或者登上梅德拉诺站的台阶时，偶尔会看着自己的手攥着黛莉娅黑色的丝绸上衣，揣摩着黑白之间的距离。等黛莉娅脱下重孝，换上灰色的半丧服，周日上午可以戴上浅色的帽子，她会离自己近一点。 流言飞语尽管并非空穴来风，但让马里奥难过的是人们往往将无关紧要的事情联系起来，人为地赋予其一定的含义。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人死于心脏病或水下窒息；许多兔子在家里、在院子里日渐羸弱，一命呜呼；许多条狗不让人摸，或让人摸，赫克托留给母亲的几行字；罗洛去世的那天晚上（一头栽倒之前），大个子那家女人听见马尼亚拉家门厅传来哭泣声；事发后头几天黛莉娅的表情……人们在这些事上倾注了无尽的智慧，这么多结打在一起，终于织成一块壁毯——当失眠侵入他的体内，征服他的夜晚，马里奥有时会恶心或恐惧地看见那块壁毯。 “原谅我选择了死，你是不可能明白的，请原谅我，妈妈。”从《评论报》上撕下的一个角，压在外套边的一块石头下，仿佛为清晨出现的第一位水手设计了一处路标。直到那天晚上，赫克托一直是那么的幸福。当然，最后几周有些怪。也不是怪，只是有些心不在焉，望着空气，若有所思。也许，他想在空气中写点什么，想破解一个谜。红宝石咖啡馆的小伙子们都能作证。罗洛可不一样，心脏突然出了问题。罗洛是个独来独往，不声不响的小伙子，有钱，开一辆雪佛兰双层敞篷车。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很少有人能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只有门厅那一刻不同凡响。大个子那家女人日复一日地诉说着罗洛的哭声是压在嗓子里的惨叫，有双手掐着他的脖子，将叫声分割得支离破碎，想置他于死地。随即，“砰”的一声，脑袋撞上台阶，黛莉娅惊叫着跑了出来，人们乱成一团，但已无济于事。 马里奥也在不自觉地将事情联系起来，设计合理的解释，应对邻里的攻击。他从来没有问过黛莉娅，一直隐隐地希望她能对自己说点什么。他有时会想，黛莉娅知道别人在嘀咕些什么吗？马尼亚拉夫妇也怪，说起罗洛与赫克托心平气和，好像他们俩只是出远门去了。黛莉娅被小心谨慎、无条件地保护着，往事绝口不提。马里奥和他们一样谨慎，也加入到保护者的行列中。他们三个将黛莉娅裹在一圈薄薄的、无时不在的保护层里。周二或周四，保护层几乎透明，周六到周一，保护层被细心呵护，更触手可及。黛莉娅的生活也稍稍恢复了一丝生气。有一天，她弹起了钢琴，还有一天，她玩起了跳棋。她对马里奥更温柔了，请他坐在客厅窗边，跟他解释要做哪些针线活或绣花活。她从不跟他说起饭后甜点或夹心糖，马里奥很奇怪。不过，他认为是黛莉娅考虑周全，担心这些话题会闷着他。马尼亚拉夫妇对黛莉娅的酿酒手艺赞不绝口。有天晚上，他们想给马里奥倒一小杯，黛莉娅却突然粗暴地说她酿的酒是女人喝的，酿的那几瓶几乎全倒掉了。“可是给赫克托……”黛莉娅的母亲哭丧着脸，打住没往下说，免得马里奥难过。后来，他们发现马里奥并不介意他们提起黛莉娅的两位前男友。他们没再提酒这个话题，直到黛莉娅又高兴起来，说想尝试尝试新的酿造方法。马里奥记得那天下午，是因为他刚刚升职，升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黛莉娅买了盒夹心糖。马尼亚拉夫妇正在耐心地讲电话，请他在饭厅听一会儿罗西塔·基罗加的歌。后来，他告诉他们自己升职了，还给黛莉娅买了盒夹心糖。 “这个，你可买得不对。算了，给她拿过去吧，她在客厅。”他们看他走出饭厅，又互相看了一眼，直到马尼亚拉先生像取下桂冠一样地取下电话听筒，马尼亚拉夫人叹了口气，看着别处。突然间，两人似乎陷入了不幸与失落。马尼亚拉先生表情含糊地将话筒挂了上去。 黛莉娅盯着盒子看，没太理会盒里的夹心糖。可是，吃到第二颗薄荷味、带核桃尖的糖果时，她跟马里奥说这玩意儿她也会做。她似乎想为自己事先没告诉他开脱，生动地描述起如何做夹心糖，如何放馅，如何裹上一层巧克力或摩卡。她最拿手的是果橙味酒心巧克力。她用针在马里奥带来的夹心糖上戳了个洞，告诉他具体怎么做。马里奥看着她的手指，在夹心糖的衬托下越发白皙；看她解释，似乎在看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的关键处停顿下来。夹心糖在黛莉娅的手指上像只小老鼠，小小的被针戳伤的活老鼠。马里奥感到奇怪的不适，甜腻的恶心。“把那块夹心糖扔掉，”他很想对黛莉娅说，“扔得远远的，别把它放进嘴里，它是活的，是只活生生的老鼠。”后来，升职的喜悦重新涌上心头。他听黛莉娅不停地解释如何做茶味酒心，如何做玫瑰酒心……他把手伸进盒子，接连吃了两三颗。黛莉娅笑了，像在笑他。他想象着，感觉自己幸福得可怕。“第三任男友，”他奇怪地想，“这么跟她说：她的第三任男友，还活着。” 现在说这个更难一些。小事会忘，记忆的背后不断编织着细小的谎言，这段往事和其他往事混杂在了一起。那时候，他和马尼亚拉一家走得很近，处处关注黛莉娅，投其所好，由她任性。马尼亚拉夫妇将信将疑，请他帮黛莉娅振作起来。他买了酿酒材料，过滤器和漏斗，她郑重其事、心满意足地收下了。马里奥想：这其中包含了一点点爱，至少，包含了对死者的一点点遗忘。 周日，他饭后留下与家人闲聊，塞莱斯特妈妈脸上没笑，却给他端上了最好的饭后甜点和热乎乎的咖啡，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终于，流言不再满天飞，至少不当着他的面对黛莉娅说三道四了。天知道赏给卡密雷蒂家小儿子的耳光或是对塞莱斯特妈妈的大发雷霆是否起了点作用。马里奥认为他们再三斟酌后，决定赦免黛莉娅，对她重新评价。他从不在马尼亚拉家谈自家的事，周日饭后闲聊时也从不对自家人谈黛莉娅。他开始认为在四个街区的这头和那头过双重生活完全可能，里瓦达维亚街和卡斯特罗·巴罗斯街的拐角是一座充分必要、行之有效的桥。他甚至希望未来可以拉近两家人、两帮人之间的距离，索性任时光流逝——有时，他形单影只——浑浑噩噩，发于自身而不自知。 没有其他人拜访马尼亚拉夫妇，既无亲戚又无朋友的状况有些让人惊讶。马里奥无需为自己设计一种特别的按铃方式，门铃一响，大家就知道来的是他。十二月，甜蜜的湿热。黛莉娅酿出了浓缩橙汁酒，暴雨倾盆的下午，两人幸福地一起品尝。马尼亚拉夫妇不想喝，一口咬定饮酒伤身。黛莉娅没有生气，可是，当马里奥端起紫色酒杯，品了一小口味道辛辣的橙色酒时，她的容貌几乎焕然一新。“辣得我快热死了，不过味道不错。”他说了一遍还是两遍。黛莉娅高兴起来话不多，只说：“我是特地为你酿的。”马尼亚拉夫妇看着她，似乎想读到十五天精制炼丹术的配方。 罗洛爱喝黛莉娅酿的酒。马里奥一次去黛莉娅家，她不在，听马尼亚拉先生说的：“她为他酿制了许多不同口味的酒，可罗洛害怕心脏吃不消，喝酒对心脏不好。”居然有体质如此柔弱的男友，马里奥现在明白了黛莉娅在表情手势和弹奏钢琴时所表现出的如释重负。他几乎脱口问马尼亚拉夫妇赫克托喜欢什么，黛莉娅酿酒做甜品给他吃吗？他想起黛莉娅重新试做的夹心糖，在厨房前厅的隔板上晾成一行。马里奥预感黛莉娅做的夹心糖一定美味无比，求了许多次后，终于让他尝到一粒。临走前，黛莉娅用阿尔帕克锌白铜碟给他拿来一小块白色的糖果。他细细品味——有一丁点苦，有点薄荷与核桃混杂起来的味道——，黛莉娅眉眼低垂，神情谦逊。她拒绝接受表扬，不过是试验品，离预期还差得远。可是，下一次登门拜访——也是晚上，临走前，在钢琴边的暗处——她又让他尝了一粒，得闭上眼睛猜味道。马里奥乖乖地把眼睛闭上，猜出巧克力味里有很淡很淡的柑橘味。牙齿咬碎了小块杏仁状的东西，弄不清味道，不过，在软软的、甜甜的巧克力糊中找到着力点，感觉还挺不错。 黛莉娅对结果很满意，说马里奥对味道的描述和她设想的非常接近。还要试，有些小地方还需要调整。马尼亚拉夫妇告诉马里奥，黛莉娅再也没坐回到钢琴前，只顾着几小时几小时地酿酒制糖。他们没有责怪的意思，可听上去也不大高兴。马里奥猜想是不是黛莉娅花钱太多，让他们心疼。于是，他私下里请她列了一张所需香精和其他材料的清单。她破天荒地用手臂绕着他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她的嘴唇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薄荷味。马里奥需要感受眼皮底下的香气和味道，闭上了眼。她又亲了一口，力气更大，带着呻吟。 马里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吻她，也许，在昏暗的客厅里，他就那么静静地、被动地品尝黛莉娅这杯美酒。她弹起钢琴，前所未有的美妙动听。她请他改日再来。他们从未用这种嗓音说过话，从未如此沉默不语。马尼亚拉夫妇猜到点什么，挥舞着报纸走了过来，通报飞行员大西洋失踪的新闻。那些天里，许多飞行员永远留在了大西洋。有人开灯，黛莉娅生气地从钢琴边走开。马里奥觉得，她面对灯光的那一刻酷似被晃了眼的蜈蚣沿着墙壁疯狂逃窜。她站在门边，手伸开又握紧，握紧又伸开。后来，她似乎害羞地回过头，斜着眼，望着马尼亚拉夫妇。她斜着眼望着他们，脸上露出了微笑。 不出马里奥所料，那天晚上，他几乎可以肯定黛莉娅平静的背后是脆弱，两位男友的死无时无刻不压在心头。罗洛就算了，过去了。赫克托的死打破了内心的平静，让她彻底崩溃。黛莉娅的身上留下了一些恼人的怪癖：摆弄香精和动物，和简单灰暗的物质打交道，亲近蝴蝶和猫，呼吸困难，散发死亡的气息。马里奥发誓要付出无尽的爱，在明亮的房间或远离痛苦过去的公园，守护多年，将黛莉娅的心病治愈。也许不必和她结婚，只要将这段平静的恋情持续下去，直到她认为死神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她纠缠，送下一位男友踏上死亡的征程。 马里奥开始给黛莉娅带香精，原以为马尼亚拉夫妇会高兴，谁知两位老人很不开心，尽管到头来，他们还是会妥协让步，一言不发地离开，尤其在品尝时间：客厅，夜幕降临时，闭上双眼，仔细分辨——有些配料加得很少，让人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一小块新品的味道，阿尔帕克锌白铜碟里的小小奇迹。 马里奥品尝新品，作为交换，黛莉娅答应和他看电影或去帕勒莫区散步。周六下午或周日上午来家里找她，马里奥总会见到马尼亚拉夫妇感激和会心的眼神。看起来老两口更乐意在家听广播或打扑克，可他担心黛莉娅不喜欢自己出门，把老人留在家里。尽管和马里奥在一起，她情绪还行，可带马尼亚拉夫妇出去的那几次，她更开心。她在农业博览会上玩得非常尽兴，买巧克力吃，买玩具玩，回家盯着玩具研究半天，玩够了才罢休。清新的空气对她的健康有益，马里奥见她脸色越来越红润，步伐越来越坚定。遗憾的是，她一到晚上就钻进实验室，对着天平、夹钳没完没了地冥思苦想。夹心糖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让她完全顾不上酿酒，现在，她很少让人品尝她的试验成果，从来没请过马尼亚拉夫妇。马里奥没来由地瞎猜，也许马尼亚拉夫妇拒绝新品，更喜欢大众口味的糖果。如果黛莉娅在桌上放一盒糖，摆出请他们吃的架势，不明说，他们会挑最简单的老式的那种，甚至切开看看里头装的究竟是什么馅。黛莉娅坐在钢琴边那种无声的落寞，佯装的心不在焉，让马里奥觉得很有意思。她总会把新品留给他，临走前，从厨房用阿尔帕克锌白铜碟盛出来请他品尝。一次，黛莉娅弹琴弹晚了，让马里奥陪她进厨房取新口味的糖果。灯一亮，他见猫咪蜷在角落睡觉，蟑螂在地砖上四处逃窜。他想起自家的厨房，塞莱斯特妈妈总会沿墙边洒下黄色的驱蟑螂粉末。那天晚上的夹心糖是摩卡味，带一丝奇怪的咸味（尝到最后的最后才会有），好像最里头藏着一滴泪。说起眼泪，他想到的是罗洛在门厅落下的其中一滴，这么想真傻。 “金鱼很伤心。”黛莉娅指着小石子和假水草装饰的鱼缸，对他说。一条半透明的粉红色小鱼嘴巴有节奏地一开一合，打着盹，冰冷的眼睛像一颗明亮的珍珠，看着马里奥。那只咸咸的眼睛让他想起滑落在齿间夹心糖里的一滴泪。 “要给它勤换水。”他建议。 “没用。它老了，病了，明天就要死了。” 这话听在马里奥的耳朵里，无异于病情再次恶化，回到最初那个身穿丧服、备受折磨的黛莉娅。那些事、台阶、码头依然那么近；赫克托的照片会突然出现在长袜间或夏天穿的衬裙间；一朵干花——罗洛灵堂里的——插在衣橱门内的宗教圣像上。 离开前，他向她求婚，求她在秋天嫁给他。黛莉娅一声不吭，盯着地面，似乎在客厅寻找一只蚂蚁。之前，他们没谈过这个话题，黛莉娅似乎想习惯习惯，回答前好好考虑考虑。后来，她突然直起身，容光焕发地看着他，嘴唇微微发抖，美极了。她做了个手势，几乎像魔术似的手势，似乎在空气中打开了一扇小门。 “这么说，你是我未婚夫了。”她说，“我觉得你太不一样了！变化真大！” 塞莱斯特妈妈听到消息时没说话，熨斗一搁，在房里闷了一天。兄弟姐妹们一个个进去，又一个个拉长了脸出来，每人拿一小杯橘皮开胃酒。马里奥出门看球，晚上给黛莉娅送玫瑰花。马尼亚拉夫妇在客厅等他，拥抱他，对他说了些话。大家开了瓶波尔图葡萄酒、吃了些蛋糕以示庆祝。如今相处起来，距离更近也更远了。少了朋友间的单纯，多了亲人间的了解，眼神里透出的是从小到大的了如指掌。马里奥亲了亲黛莉娅，亲了亲马尼亚拉夫人，和未来岳父紧紧拥抱时，很想对他说请相信他，他一定会成为家里新的顶梁柱，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口。看来马尼亚拉夫妇也想对他说点什么，也没勇气说出口。他们挥舞着报纸回到自己房间，马里奥留下，陪黛莉娅和钢琴，陪黛莉娅和他们印度式的爱情。 在拍拖的几个星期里，有那么一两次，马里奥差点把马尼亚拉先生约出门，跟他谈谈匿名信的事。后来，他觉得，说了不仅残忍，还于事无补。对那些骚扰他的卑鄙小人，他完全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最糟糕的一封是周六中午寄到的，装在一只蓝色信封里。马里奥看着赫克托在《第一时间》上的照片和用蓝笔划出的剪报：“据家人透露，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他自杀。”他奇怪地想到：赫克托的家人从来没有出现在马尼亚拉家的谈话中。也许，他和黛莉娅交往的头几天里提到过一次。他想起那条金鱼，马尼亚拉夫妇说是赫克托妈妈送的。金鱼在黛莉娅预言的那天死了，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它死亡。他烧掉信封，烧掉剪报，梳理了一遍嫌疑人名单，决定与黛莉娅并肩作战，把她从口水战里，从那些无法忍受的流言飞语中拯救出来。五天后（他没告诉黛莉娅，也没告诉马尼亚拉夫妇），第二封匿名信到了。天蓝色的信纸上先画了颗小星星（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写着：“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门前的台阶。”信封散发出淡淡的杏仁皂味。马里奥思忖：高个子那家女人用的是不是杏仁皂？甚至他还壮着胆，搜查了塞莱斯特妈妈和妹妹的五斗橱。这封匿名信他也烧了，也没告诉黛莉娅。正值十二月，二十年代的十二月酷热难当。晚饭后，他常去黛莉娅家。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散步，或是绕着街区走一圈。天太热，夹心糖吃得少了。黛莉娅并没有放弃试验，只不过拿到客厅来让他品尝得少了。她把夹心糖放进模子，盖一层薄薄的淡绿色茸纸，收在旧盒子里。马里奥留意到她有些不安，有些警觉。走到街角，她有时会往后看。一天晚上，快走到梅德拉诺街和里瓦达维亚街拐角的邮筒时，她摆明了不想过去。马里奥明白过来：远方也有人在折磨她。他们俩嘴上不说，心里一样苦。 他在坎加略大街和普埃伊莱顿大街拐角的慕尼黑酒吧与马尼亚拉先生会面，灌了他许多啤酒和炸薯条。人倒是醉醺醺了，可警惕性还在，马尼亚拉先生对这次会面疑虑重重。马里奥笑言自己不找他借钱，直截了当地提起了匿名信、黛莉娅的紧张、梅德拉诺街和里瓦达维亚街拐角的邮筒。 “我知道，只要我们一结婚，这些无聊的事就会自动消失。可是，你们要帮我，帮我保护她。这种事会伤害她，她那么敏感，那么脆弱。” “你是说她会发疯，对吗？” “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她和我一样，收到匿名信不愿意说，久而久之……” “你不了解黛莉娅。匿名信的事会过去的……我的意思是她不会受到伤害，她比你想象的坚强。” “可是，您瞧，她看上去吓坏了，心事重重。”马里奥无助地说道。 “不是因为这个。”他喝了几口啤酒，堵住自己的嘴，“她之前也是这样，我了解她。” “什么之前？” “他们死之前，傻瓜。最近我手头紧，账你付吧！” 他还想说点什么，马尼亚拉先生已经往门口走去，向他大概告了个别，低着头，往十一广场方向去。马里奥没有勇气去追，甚至没有勇气去想刚刚听到的话。现在，他又像开头那样，只身对抗塞莱斯特妈妈、大个子那家女人和马尼亚拉夫妇，居然包括马尼亚拉夫妇。 黛莉娅猜到点什么，迎接马里奥时有些异样，不仅健谈了，还会套话了。也许，马尼亚拉夫妇跟她说了慕尼黑咖啡馆的会面。马里奥希望她能谈起这个话题，别把话闷在心里。可她更愿意谈罗斯·玛丽，谈一点舒曼，谈帕乔节奏明快、胆气十足的探戈，一直谈到马尼亚拉夫妇拿来饼干和马拉加葡萄酒，把灯全部打开。大家聊起波拉·尼格里、里涅尔斯区的案子、日偏食和猫咪腹泻。黛莉娅认为猫咪把猫毛吞进了肚，引发消化不良，主张用水狸油进行治疗。马尼亚拉夫妇虽然默许，但并非完全信服。他们想到一个兽医朋友曾用苦味草给动物治病，建议把猫放进小花园，让它自己去找药草。黛莉娅说这样一来，猫咪会死，没准水狸油能让它多活几天。报贩在街角叫卖，马尼亚拉夫妇一起跑去买《第一时间》。马里奥用眼神询问黛莉娅的意见，关上了客厅灯。角落里的台灯还亮着，将绣着未来主义花纹的桌布映得昏黄。钢琴周围，是一圈灯罩映出的光。 马里奥问起黛莉娅的衣服，问她有没有准备嫁妆，三月结婚是不是比五月结婚好。他等待时机，想鼓足勇气提一提匿名信的事，又怕说了反而坏事，还是没说出口。黛莉娅坐在深绿色的沙发上，就坐在他身旁。黑暗中，天蓝色的衣服微微显出她的身影。他刚想吻她，就感觉她身子一点点地往里缩。 “妈妈就要来道晚安了，你还是等他们都上床……” 马尼亚拉夫妇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翻报纸的声音，谈话的声音。这天晚上，他们不困，十一点半了，还在聊天。黛莉娅回到钢琴边，反复弹奏土生白人华尔兹长曲，弹了一遍又一遍，爬阶音和装饰音处理得有些做作，可马里奥喜欢。她不停地弹，弹到马尼亚拉夫妇过来向他们道晚安，吩咐他们别熬得太晚，说他是自家人了，更应该关心黛莉娅的身体，别让她熬夜。两人走的似乎不太情愿，到底困得不行了。一股股热浪从大门和客厅窗户涌进来，马里奥想喝杯凉水，去了厨房。黛莉娅原本想替他去倒，看他自己去了，有点不高兴。他从厨房回来，见黛莉娅站在窗前，望着空荡荡的街道，罗洛与赫克托也是在这样的夜晚离开的。月光洒在黛莉娅身旁的琴凳上，洒在黛莉娅手中的阿尔帕克锌白铜碟上，碟子像另一轮小月亮。她不想请马里奥当着马尼亚拉夫妇的面品尝新品，他应该知道马尼亚拉夫妇的责备她的耳朵早听出了茧子。他们总说她这样做，是诚心欺负马里奥人好心肠好——当然，要是马里奥不愿意尝，没人更信得过，马尼亚拉夫妇尝不出不同的味道。她把夹心糖递给他，有点求他的意思，马里奥明白她声音里带着怎样的渴望。如今，他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是月亮的功劳，也不是黛莉娅的功劳。他把水放在钢琴上（他没在厨房喝），两个指头夹起糖。黛莉娅在一旁等候裁决，呼吸急促，似乎成败在此一举。她没开口，只是用眼神催促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也许是因为客厅黑——，喘着气，身体微微晃动。马里奥把糖放到嘴边时，她几乎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眼看就要张嘴咬了，他又把手拿开放下。黛莉娅呻吟着，似乎在无尽的快感中突然跌入深谷。马里奥用另一只手轻轻捏住糖的两端，眼睛没看着糖，看的是黛莉娅和她石膏般苍白的脸，黑暗中的丑恶嘴脸。糖碎了，手指分开。月光直射在蟑螂发白的身体上，去掉了皮，只剩下肉。在它周围，一小段一小段的蟑螂腿和蟑螂翅膀，还有蟑螂壳捣碎后的粉末混在薄荷和杏仁糖里。 他把捏碎的夹心糖扔在她脸上，黛莉娅捂着眼哭了。她喘着气，打着嗝，差点憋不过气来。哭声越来越凄厉，好像罗洛死去的那天夜里：马里奥用手指掐住她喉咙，不让心头的恐惧涌出来伤害她，不让哭泣和呻吟冲出她的口。马里奥手上用劲，脸上时笑时不笑。他只想让她闭嘴，手指捏紧，只是为了让她闭嘴。大个子那家的女人恐怕又惊又喜，正竖着耳朵在听，因此，无论如何要让她闭嘴。在身后的厨房里，他看见猫咪的眼睛被木刺戳瞎，匍匐着，准备死在家中。马尼亚拉夫妇从床上起来了，躲在饭厅窥视他们，他听得见他们的呼吸声。他能肯定，马尼亚拉夫妇全听见了，他们就躲在门后，躲在饭厅的暗处，听他如何让黛莉娅闭嘴。他松开手指，让她跌落在沙发上。她浑身抽搐，脸发黑，不过还活着。他听见马尼亚拉夫妇在喘气，他可怜他们，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因为黛莉娅，因为他又把活着的黛莉娅留给他们。像赫克托和罗洛那样，他也要走了，要把黛莉娅留给他们。他很可怜马尼亚拉夫妇，他们刚才就躲在那儿，希望他——终于有个人——让哭泣的黛莉娅闭嘴，让黛莉娅最终停止哭泣。 [39]原题为Circe。Circ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通常译为“喀耳刻”，赫利俄斯和珀耳塞的女儿，艾尤岛上的女巫。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她善于用药，并经常以此使她的敌人变成牲畜或怪物。《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一行人来到艾尤岛，她邀请船员们到岛上饱餐一顿，在食物中放了药水，船员们饭后全都变成了猪。同行的赫尔墨斯建议奥德修斯用草药抵抗喀耳刻的魔法，获得成功。[40]但丁·加百利·罗塞蒂（1828-1882）：画家及诗人，作品弥漫着忧郁而伤感的气息。[41]小引部分原文为英文。[42]帕勒莫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区，风景宜人，以绿化和建筑见长。[43]路易斯·安赫尔·弗波（1894-1960）和杰克·登普西（1895-1983）分别为阿根廷和美国重量级拳击运动员，1923年两人的对决被称为世纪大战，最终弗波落败。[44]罗西塔·基罗加（1896-1984）：阿根廷著名探戈歌手。[45]这里的电话是五十年代的挂壁式电话，听筒和话筒分离。[46]罗斯·玛丽（1923- ）：美国女演员，歌手。[47]胡安·马格里奥（1880-1934）：阿根廷著名探戈作曲家和手风琴手，朋友和歌迷们更愿意称其为帕乔。[48]波拉·尼格里（1894-1987）：波兰女演员，默片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与卓别林合作，作品数量不多，后加入美国国籍。 天堂之门 何塞·玛利亚八点带来了消息。他基本没绕弯子，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塞丽娜刚刚过世。记得我顿时体会到话中深意。塞丽娜刚刚过世，有点她自行选择何时了断的味道。天基本黑了下来。何塞·玛利亚说话时，嘴唇发抖。 “马洛根本接受不了，我走的时候，他差不多快疯了。咱们得赶紧过去。” 我还有几条笔记必须做完，之前还约了个朋友吃饭。打了几通电话，和何塞·玛利亚一起出门打车。马洛和塞丽娜住在卡宁和圣塔菲大街，从家走十分钟车程。到了那儿，我们见一堆人茫然愧疚地站在门厅。我在路上得知塞丽娜六点开始吐血，马洛叫来了医生，她母亲也在。好像是当医生正在落笔开出一张长长的处方单时，塞丽娜睁开眼睛，咳嗽一声——确切说来，是发出一股哨声——咽下了气。 “马洛想扑过去找医生拼命，我拉住他，医生只好逃走。您知道他发起火来是什么样子。” 我想起塞丽娜，想起最后一次她在家等我们的神情。老太太们大呼小叫、院子里一片嘈杂入不了我的耳，可我记得出租车费二元六角，的哥戴一顶塔夫绸的帽子。我看见马洛的三两个酒吧朋友在门口翻阅《理智报》，看见一个蓝衣服小女孩抱着一只灰白色的猫，仔细地替猫梳理胡子。再往里，是哀哭声和空气不流通的味道。 “瞧马洛那样儿，”我对何塞·玛利亚说，“该多给他灌点酒。” 厨房里在煮马黛茶。无人组织守灵，一切自然而然：无非是人、酒水、热。塞丽娜刚刚过世，整个街区的人就聚在一起说长论短（顺带听别人飞短流长），简直不可思议。我从厨房边走过，在停尸房门前探头时，一只灯泡响得厉害。玛蒂塔嬷嬷和另一个女人在昏暗的房间里看着我，在黑暗的深处，灵床似乎在榅桲冻里漂浮着。从她们庄严的神情中，我意识到她们刚给塞丽娜擦过身，穿上寿衣，甚至还闻得到淡淡的醋味。 “可怜的塞丽娜。”玛蒂塔嬷嬷说，“请进，博士，进来看看她，她像是睡着了。” 我强忍住损她的欲望，走进火炉似的房间。刚才盯着她看，看不到，现在，我让自己凑过身去：浅浅的面庞白到极点，低低的前额如吉他螺钿般闪闪发光，前额以上是黑色的直发。我在那儿根本无事可做，那屋子现在属于女人，属于晚上赶来的哭丧妇。连马洛也不能安安心心地进去，在塞丽娜身旁坐下。塞丽娜也没有躺在那里等他，那具黑白色躯体完全倒向哭丧妇一边，与她们颠来倒去、亘古不变的嚎哭主题相契合。还是去找马洛的好，去找还站在我们这边的马洛。 从停尸房到餐厅，几位耳背的守卫在无灯的走廊里吸烟。佩尼亚、疯子巴桑、马洛的两个弟弟和一位无法看清的老者礼貌地向我打招呼。 “博士，谢谢您能来。”其中一个对我说，“可怜的马洛，您一直和他那么要好。” “关键时刻，朋友必到。”老者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那手像一条活蹦乱跳的沙丁鱼。 一切正在发生，而我的思绪又飘回到四二年的狂欢节，我和塞丽娜、马洛在月亮公园跳舞。塞丽娜的衣服是天蓝色，与她的混血体型搭配得糟糕透了；马洛的衣服上印着沙滩棕榈；而我喝了六瓶威士忌，烂醉如泥。我喜欢和马洛、塞丽娜一同外出，感受他们艰难火热的幸福。如此友情越是遭到质疑，我就越和他们粘在一起（许多天，许多小时），见证他们无从知晓的幸福。 我把思绪从舞会上拔出来。呻吟爬过几扇门，从停尸间传出。 “应该是她妈妈。”疯子巴桑几乎有些满意。 “草民之完美三段论。”我想，“塞丽娜去世，母亲到来，母亲哀嚎。”这么想让我恶心，我又在想有其他人想就足够的问题。马洛和塞丽娜不是供我观察试验的小白鼠。我爱他们，现在依然非常爱。只是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单纯，需要时时关注他们，几乎患上了关注强迫症。我是哈多伊博士，律师，不满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司法界、音乐界、赛马界，希望也能在其他领域有所发展。我知道背后有好奇心在驱使，笔记一点点装满了卡片箱。可塞丽娜和马洛不是我的小白鼠，塞丽娜和马洛不是。 “谁也没想到，”我听见佩尼亚在说话，“就这么快……” “嗯，你知道的，她的肺很不好。” “我知道，可就这样……” 他们在没话找话说。肺很不好，可就这样……塞丽娜应该也没料到自己这么快就一了百了，对她和马洛而言，肺结核不过是个“小毛病”。我又看见她激情四溢地在马洛怀里旋转，上头演奏的是卡纳罗乐队，空气中弥漫着廉价脂粉的味道。之后，她和我跳了一曲玛奇恰。舞池里人头攒动，酷热难当。“马塞罗，您跳得真好。”似乎对律师能跟上玛奇恰舞曲的节奏感到惊诧。她和马洛从不对我以“你”相称，我称马洛为“你”，可回敬塞丽娜为“您”。塞丽娜好容易才不称我为“博士”，也许当着其他人的面帮我把学位加上她脸上有光：我朋友博士先生。我请马洛跟她说说，让她别这么叫了。后来，她直呼我为“马塞罗”。这么一来，他们俩离我近了些，而我离他们还是那么远，哪怕一起去跳民间舞，一起去打拳击，甚至一起去踢球（马洛早年在拉辛踢过球），一起在厨房喝马黛茶喝到很晚也无济于事。当初官司结束，我帮马洛打赢了五千比索，是塞丽娜请我别一走了之，记得去看他们。那时候她就不太好了，嗓子一直有些沙哑，后来越来越坏。她晚上咳嗽，马洛给她买过补磷的药——啥用也没有——，还买过补铁的药。杂志上登的东西，他信。 我们一起去跳舞，我看着他们生活。 “您最好陪马洛聊聊，”何塞·玛利亚突然在我身边冒了出来，“他会好受些。” 我去找马洛，可脑子里想的全是塞丽娜。确实有些难以启齿，其实，一直以来，我在收集整理有关塞丽娜的档案，虽然没落实到文字上，资料大可信手拈来。马洛像这个世界上所有身心健康的生物那样，毫不羞耻地泪流满面。他抓住我的手，滚热的汗珠把我的手弄得湿乎乎的。何塞·玛利亚逼他喝杯杜松子酒，两声抽泣间，他一饮而尽，酒精穿喉下肚的声音有些怪。接下来说话，蠢话连篇，一辈子的事全拿出来絮叨，还说什么塞丽娜的事无可挽回，只有他伤心只有他痛心之类的糊涂话。严重的自恋情结终于有理由全面释放，摆出来供大家欣赏。马洛让我恶心，但我自己更让我恶心。我喝起了廉价威士忌，火辣辣的，毫无快感可言。守灵仪式顺利进行，从马洛到其他人都表现完美，高温的夜晚也配合良好，众人正好安座庭院，畅谈死者，于夜露中细数塞丽娜的生前种种，直到破晓。 这些发生在周一。之后，我要去罗萨里奥参加一个律师研讨会，无非是互相鼓掌，拼命喝酒，别无他事。周末到家。火车上偶遇两位红磨坊舞女，我认出了年轻的那个，而她一个劲地装傻。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塞丽娜。让我在意的并不是她的死，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习惯的中断。我看着两个舞女，想起了塞丽娜的经历，想起马洛带她离开希腊人卡西迪斯的米隆加舞厅。指望这个女人从良是需要勇气的，而就在那段日子，我认识了马洛。他为了一桩官司来找我咨询，是他老妈在萨纳加斯塔的地产。第二次塞丽娜陪他一起来，当时的她几乎还化着职业妆，迈着大步，紧贴着马洛的胳膊。我一眼看穿了他们，看出马洛的简单粗暴和——虽然他从未明说——对塞丽娜的全心全意。等到真正和他们交往，我觉得马洛成功了，至少表面看来，从日常行为看来，确实如此。后来，我看得更清楚更透彻。塞丽娜会借助一些小小的嗜好，稍稍逃出他的手掌心，比如她爱跳民间舞，再比如她爱守着广播，手上缝补编织，长时间地打盹发呆。内比奥罗和拉辛打成4:1的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唱歌，一下子明白过来她的心还在卡西迪斯那儿，离固定住所和阿巴斯托市场小贩马洛很远很远。了解她的我促成了她几桩小小的心愿。我们三个一同去高音喇叭震天响的地方，踩着满地油腻的小纸片，吃刚出炉的披萨饼。马洛喜欢的是院子、和邻居聊天、马黛茶。那些要求，他只是暂时应允，偶尔为之，毫不让步。塞丽娜假意顺从，也许她正在适应少出门、多居家的日子。是我在拉马洛去跳舞，她从一开始就感激我，这我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塞丽娜的快乐是两个人的，有时，是三个人的。 我觉得该洗个澡，打个电话跟尼尔妲说周日顺路去赛马场找她，之后马上去见马洛。他在院子里抽烟，大口大口地喝马黛茶，T恤上的两三个小洞看得人心酸。我拍了拍他的肩，打了个招呼。他的脸色和最后一次见面没什么分别。当时，他站在墓穴边，撤了一把土，醉醺醺地往后倒。不过，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亮光，手握上去也有了力气。 “谢谢您来看我。日子过得真慢，马塞罗。” “你不用去阿巴斯托吗？还是有人替你？” “我让那个瘸腿弟弟去了，我不想去，一天实在太长。” “那是，你应该去散散心。换衣服，咱们去帕勒莫区逛一圈。” “好吧，随你的便。” 他穿上蓝色西装，戴上绣花围巾，我还见他洒了点塞丽娜的香水。我喜欢看他整帽子，把帽檐翻起来，还有他走起路来悄无声息的样子，真是我的好兄弟。我无可奈何地听他说了句“关键时刻，朋友必到”，第二瓶吉尔梅斯啤酒下肚，他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说给我听。我们坐的是咖啡馆最里头一张桌子，咖啡馆里没别人，几乎就我们俩。我由着他说，时不时给他倒杯啤酒。他说了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其实他说来说去，只说了一件事。有句话我记得：“她在我这儿。”食指顶着胸口中央，似乎在展示痛苦，或炫耀奖章。 “我想忘掉她，”他还说，“无论用什么方法：喝醉酒，去舞厅，随便找个女人上床。您明白我的意思，马塞罗，您……”食指谜一般往上走，突然如拆信刀一般折了起来。到这份上，说什么他都会答应。我看似无意地提到了圣塔菲舞厅，他说行，就去舞厅，比我先站起身来看时间。天热得要命，我们一路无言。我怀疑马洛的思绪又飘回到过去，又在惊讶胳膊上居然没有塞丽娜迈向舞场时火热的喜悦之情。 “我没带她去过圣塔菲舞厅。”他突然开口，“认识她之前，我倒去过。很低俗的米隆加舞厅，您常去？” 我的卡片里有对圣塔菲的详尽描述。它既不叫圣塔菲，也不在圣塔菲街上，不过确实在这条街旁边。遗憾的是，普普通通的大门、门上写满承诺的招牌、混乱不堪的售票处、守着入口从头到脚挨个搜身的保安，文字描述无法做到活灵活现。接下来进门，糟糕还不够，简直糟糕透顶。没什么清清楚楚，一切乱七八糟。解决混乱的方式是子虚乌有的秩序：黑乎乎的地方，黑乎乎的舞池，与考究的日式公园相比，那里是天堂，这里是地狱。门票二元五角，女士五角。空间分隔得一塌糊涂，舞池一个接一个：第一个是地道米隆加音乐，第二个是特色米隆加音乐，第三个是北方米隆加音乐，歌手在唱马兰博。站在中间过道上（我就是维吉尔），三边音乐都听得到，三边舞蹈都看得到。可以挑个最喜欢的，也可以三种风格一种接一种地跳过来，杜松子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过来，找桌子坐，找女人玩。 “地方不坏，”马洛带着淡淡的忧伤，“可惜有点热，应该装上排风机。” （可以做张卡片：仿效奥尔特加，研究乡下人接触技术后的反应。原以为会产生抵触情绪，谁知道技术被大力吸收和利用。马洛谈起冷却或超外差，完全是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胸有成竹理所应当的口气。）他依然心不在焉，盯着地道米隆加的歌台，歌手双手握着麦克风，慢慢晃动。我抓着他手臂，拖他往桌子走。我们俩胳膊肘撑在桌上，高高兴兴地对着两杯干啤。马洛将自己那杯一饮而尽。 “这地方喝啤酒正合适，米隆加舞厅真他妈的挤。” 他又叫了杯啤酒，把我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傻看。我们的桌子紧挨舞池，舞池对面靠墙放着一排长长的椅子，一大群舞女你来我往，串花灯似的换个不停，脸上是工作消遣时的心不在焉。大家话不多，地道风格的米隆加音乐声声入耳，唱得起劲，弹得也起劲。歌手执著地玩怀旧，奇迹般地将欢快无停顿的节奏演绎得感人肺腑。“我的中国女孩，我把她的辫子放在箱子里带来……”他带着疲惫的淫欲，肌体的渴求，死死抓住麦克风，好比呕吐的人死死抓住栏杆。有时，他把嘴唇贴在麦克风的镀铬隔栅上，话筒里传出粘得发腻的声音一“我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我思忖着肚子里塞上麦克风的橡胶娃娃一定热卖，歌手可以边唱歌，边把娃娃抱在怀里尽情温暖。不过，这种话筒不适合探戈，那个要镀铬落地话筒，顶上安一只闪闪发亮的小骷髅，隔栅上方是破伤风患者式的微笑。 至此，我认为应该声明：之所以选择这家米隆加舞厅，是因为妖怪，是因为其他任何一家舞厅都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妖怪。他们于夜间十一点露面，一人独行或两人结伴，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地从城市无法确知的地区赶来。女人们混血，个子矮小。男人们像爪哇人或莫科维人，身子紧紧地裹在格子西装或黑色西装里，头发硬邦邦的，梳起来费劲，发蜡在蓝光和粉色光的照射下亮晶晶的。女人们梳着高高的发髻，越发显得矮小。发型难度高，不易散，打理完一定既骄傲又疲惫。男人们倒乐意披散着头发，中间高，刘海长，女里女气，和头发下面那张粗野的脸、随时候命等待时机的挑衅表情、硬身板细腰肢完全搭不上。他们互相能认出对方，默默无言，惺惺相惜。那是他们的舞厅，他们的聚会，属于他们的五彩夜晚。（可以做张卡片：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白天靠什么职业掩饰，究竟是何种奴性心理作祟，叫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来就是为了这个。妖怪们手脚互相缠绕，一曲接一曲，无言地缓缓转圈，许多人闭着眼，终于享受到平等和完美。舞曲间歇，他们又缓过神来，在桌旁高谈阔论，自吹自擂。女人们尖声说话，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男人们则越发凶悍，我亲眼目睹一个巴掌飞过去，把一位喝着茴芹酒、白衣、斜眼的中国女人脸扇歪，一半头发扇乱。还有那味道，妖怪们的皮肤上那股湿滑石粉和烂水果的味道是辨识他们的标志。也许是洗得仓促，洗脸洗胳肢窝用的是湿湿的破毛巾。更要命的是，各种护肤品，睫毛膏，所有女人在脸上抹的粉，一层苍白色的痂掩盖着背后半透明的黑皮肤。粉也会氧化，黑人姑娘们从脸上洗去的是紧绷的玉米色。她们甚至学习金发姑娘的表情，穿她们爱穿的绿衣服，对自身的脱胎换骨确信无疑，对坚持原肤色的人不屑一顾。我斜着眼看马洛，研究他那张无黑人血统、无外省血统、典型意大利面庞、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郊居民的脸究竟有何不同。我突然想到：塞丽娜和妖怪们更亲近，亲近程度远甚于对马洛和我。我想，卡西迪斯选中她，是想取悦当时为数不多敢去舞厅的混血客人。塞丽娜做舞女时，我没去过卡西迪斯的舞厅。后来有个晚上我去了（想认出她被马洛带走前的工作场所），看到的都是白人舞女，皮肤白一点或黑一点，不过都是白人。 “我想跳支探戈。”马洛带着抱怨的口吻说道。第四杯啤酒下肚，他有些醉了。我在想塞丽娜，她在这儿会多么得如鱼得水。她的心在这儿，从来没被马洛带走过。安妮塔·罗萨诺从歌台上对观众挥手致意，掌声如潮。她高身价时我在新奇舞厅听过她唱歌，现在的她又老又瘦，好在还有一副唱探戈的好嗓子，听起来更有味道。她原本走的就是颓废路线，抨击谩骂的歌词需要更脏更哑的嗓音去衬托。塞丽娜喝完酒也是这副嗓音，我突然意识到圣塔菲舞厅和塞丽娜心意相通，她无处不在，几乎叫人无法忍受。 和马洛走是个错误。她爱他，所以她忍了。他将她带出卡西迪斯的泥沼，远离鱼龙混杂，远离客人动手动脚和粗重呼吸的间歇她喝下的那一杯杯甜水。可是，如果塞丽娜不必在舞厅以工作谋生，她是愿意留下的。她的胯，她的唇道出了真相，她为探戈而生，从头到脚散发着玩乐的天性。所以，马洛必须带她去跳舞。我见过她一踏进舞厅，一呼吸到炽热的空气，一听到手风琴的旋律，顿时像换了个人。如今，一头扎进圣塔菲舞厅，我在想塞丽娜的伟大，她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跟马洛过上好几年买菜做饭、庭院喝茶的日子。她放弃了最爱的米隆加，放弃了最爱的茴芹酒，放弃了最爱的土生白人华尔兹，仿佛故意惩罚自己，为了马洛，为了马洛式的生活，只是偶尔要求他带自己出门跳个舞。 马洛挽着一位高挑的黑人姑娘，身材少有的标致，相貌一点也不丑。这种既出于直觉，又经过思虑的挑选，不禁让我哑然失笑。他挑的姑娘最不像妖怪。于是，我又一次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丽娜和他们一样，是个妖怪，只是外表看不出，白天显不出。我自问：马洛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我有点担心他会责怪我带他来这样一个回忆无处不生的地方。 一曲结束，这次没有掌声。从探戈舞曲里出来，姑娘一下子有点傻。他带她走了过来。 “给您介绍一位朋友。” 我们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方式互相说了声“很高兴认识您”，然后直接请她喝东西。见马洛融入环境，甚至和这个叫艾玛的女孩——这名字对苗条的女孩不合适——聊上了，我很高兴。马洛完全放开了，谈起各支乐队，言简意赅，见解精辟，令我佩服。艾玛沉浸在歌手的名字里，沉浸在对克雷斯波区和艾尔·塔拉尔区的回忆中。那时，安妮塔·罗萨诺宣布献上一首探戈老歌，妖怪们尖叫、鼓掌，普普通通的混血五官让她增色不少。马洛并非释然到忘却一切，随着一阵手风琴响，乐队开始演奏，他突然浑身绷紧，望着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看见自己在拉辛，马洛和塞丽娜紧紧拥抱在一起，共舞这曲探戈。后来，她整晚哼唱，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也没有停口。 “我们去跳舞？”艾玛咕噜一声喝下石榴汁，问他。 马洛看都没看她一眼。我感觉就在此时，我俩一同探底。现在（写文章这一会儿），我眼前没有其他景象，只有二十岁的我跳入巴郎卡斯体育馆泳池，在池底发现另一个泳者，两人同时探底，在绿色刺鼻的水中对视。马洛将椅子往后挪，胳膊肘撑在桌上，和我一样看着舞池。艾玛夹在我们中间，受了羞辱，心情失落。好在她掩饰得不错，自顾自地吃炸薯条。安妮塔撕心裂肺地唱起来，一对对舞伴几乎原地起舞。看得出，他们充满渴望与忧伤，醉生梦死地聆听歌词，面向歌台，即便转圈，也在用眼神追随着微微前倾、向麦克风娓娓唱来的安妮塔。一些人跟着唱，另一些人似乎被人扯着脸蛋，傻乎乎地笑。她在手风琴的合奏声中以“过去，你是我的；今天，我找寻你，却找不到”结束歌曲。旋即，舞池恢复强劲的节奏，两侧的人跑来跑去，舞池中央是纵横交错的八字形光影。许多人大汗淋漓，一位个头到我外套第二个扣子的中国女孩紧贴桌子跳了过去，我见她发根上渗出汗，顺着脖子往下流，白花花的一大片。烟从相邻大厅飘来，那里有人吃烧烤，跳兰切拉舞。油烟和香烟汇成低低的一团雾，人脸和对面墙上的劣质油画扭曲变形。肚子里的四杯啤酒由内而外发力，马洛手背托着下巴，直盯盯地往前看。探戈的旋律依然飘荡在空中，我们没有在意。有那么一两次，我见马洛往歌台上看了一眼，安妮塔像在舞指挥棒，随后，他又将目光转向跳舞的人群。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自己既顺着他的目光，又在给他指出方向。不必对视，我们明白（我认为马洛明白）两人的视线朝着同一个方向，留意同一对舞伴，同一个人的头发和同一条裤子。我听见艾玛说了点什么，一个离开的借口吧。马洛和我看也没看，感觉桌子空出不少。无比幸福的一刻似乎降临到舞池上，我做了个深呼吸，想定定神，我觉得自己听到了马洛也在深呼吸。烟很浓，舞池那边的脸模糊不清。人影憧憧，烟雾重重，坐在椅子上的人完全看不见。“过去，你是我的。”真怪，安妮塔的嗓音在话筒里噼啪作响，跳舞的人又停了下来（他们总是动个不停）。塞丽娜走出迷雾，站在右手边，乖乖地在舞伴的引导下转圈，侧对着我，背对着我，另一侧对着我，抬头听音乐。我开口叫：塞丽娜。可那时候，人既明白，也不明白；塞丽娜既在，也不在。当然了，当时怎么可能弄明白呢！桌子突然抖了起来，我知道是马洛的胳膊在抖，要么是我的胳膊。不过，我们并不害怕，那种感觉近于恐惧、喜悦和反胃，实际上愚蠢透顶，是另一种不让我们缓过神来、苏醒过来的感觉。塞丽娜一直在那儿，没看见我们，沉浸在探戈中，烟雾的黄光破坏了她的容颜。任何一位黑人姑娘都比此时的她更像塞丽娜。幸福令她脱胎换骨，我几乎无法忍受此时此刻、这曲探戈里的塞丽娜。我没糊涂，看得出幸福对她的巨大威力，她痴痴地沉迷在终于获得的天堂里。如果不用谋生，不用接客，她在卡西迪斯的舞厅里就该是这幅模样。在只属于自己的天堂里，她无拘无束，每个毛孔洋溢着幸福，重新投入到马洛无法追随的生活状态。那是她占领的实实在在的天堂，为了她和她的同路人，探戈重新奏起，直到安妮塔唱完最后一句，碎玻璃声，掌声。塞丽娜的背影，塞丽娜的侧影，其他舞伴和迷雾。 我不想看马洛。现在，我镇定下来，拿手的犬儒主义全面控制住我的言行。一切取决于他如何开口，我一动不动，注视着慢慢走空的舞池。 “看到了吗？”马洛问。 “看到了。” “看到她怎么出现了吗？” 我没有回答，心头的轻松胜过遗憾。他在这边，可怜的他在这边，无法相信我们共同看到的事。我见他站起身，醉醺醺地步入舞池，寻找像塞丽娜的女孩。我一动不动，不紧不慢地抽着烟，见他走过来走过去，知道他在浪费时间，他会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地走回来，找不到迷雾和人群中的天堂之门。 [49]玛奇恰：风靡于二十世纪初的巴西民间舞蹈。[50]米隆加：起源于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一种民间歌舞，全盛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依然经久不衷。[51]马兰博歌舞：阿根廷高乔人的歌曲舞蹈。[52]《神曲》中，但丁曾让维吉尔引领自己游历地狱。小说中，科塔萨尔将圣塔菲舞厅比作地狱，哈多伊博士带马洛去地狱般的舞厅，类似维吉尔带但丁游历地狱。[53]莫科维人：居住在阿根廷北部的地方土著。[54]指阿根廷六角形或四角形手风琴，为米隆加和探戈音乐中必不可少的乐器。[55]兰切拉：墨西哥民间歌舞。 动物寓言集 吃着最后一口牛奶米饭——可惜桂皮放得有点少——没到上楼睡觉、亲吻家人、互道晚安的时间，电话房里的铃声响了。伊莎贝尔偷懒没挪窝，伊内斯接完电话，过来和妈妈耳语几句。她们俩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看了看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当时在想坏掉的笼子、除法题、放学前动了卢塞拉嬷嬷的铃，惹得她大发雷霆。她没有忐忑不安，妈妈和伊内斯在看她身后更远的地方，不过是朝她这个方向，又不是看她。可她们看的就是她。 “要我说，我可不想让她去。”伊内斯说，“不关老虎的事，这方面他们一定会考虑周全。可是，那房子太凄凉，那男孩儿只不过想找她做个伴……” “我也不想让她去。”妈妈说。伊莎贝尔似乎站在高高的滑梯上，看出她们会送她到富内斯家过暑假。她从滑梯上滑下来，滑进这个消息，滑进碧波巨浪，滑进富内斯家，滑进富内斯家，她们当然会送她去的。她们不想送，可送去毕竟更合适。敏感的支气管；贵得离谱的马德普拉塔；孩子被宠坏了，傻乎乎的，不好管教；塔尼亚小姐人那么好，会让她守规矩；觉睡不安稳，玩具四处乱扔，没完没了的问题，没完没了的扣子，没完没了的脏兮兮的膝盖。她恐惧，她惬意，她闻到柳树的味道，富内斯的“富”字混在牛奶米饭里。很晚了，去睡吧，现在就去。 她躺在床上，屋里黑着灯，伊内斯和妈妈眼神忧伤，左一个吻，右一个吻。主意不好，但决心已定，无论如何送她去。她遐想着坐四轮马车抵达庄园、第一顿早餐、尼诺——抓蟑螂的尼诺、抓蛤蟆的尼诺、抓鱼的尼诺（回想三年前，尼诺给她看用浆糊粘在相册上的小玩意儿，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这是一只蛤蟆，这是一、条、鱼。”）——的喜悦。现在，尼诺拿着捉蝴蝶的网在花园等她，还有雷玛软软的手——她见雷玛的手从黑暗中慢慢露了出来。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不见尼诺的脸，刷的一下，出现的是富内斯家小女儿雷玛的手。“雷玛姑姑那么爱我。”尼诺的眼睛变大了，湿漉漉的，她见尼诺飘浮在卧室模糊的空气中，高兴地看着她，渐渐远去。抓鱼的尼诺。她睡着了，希望这天晚上时光流过一星期，接下来是告别，乘火车，再坐四轮马车走一里地，庄园大门，进门大道上的桉树。睡着前，有一刻她很恐惧，她想，也许自己在做梦。腿猛地一伸，撞上了床脚的铜栏杆，隔着被单还痛。听见妈妈和伊内斯在大饭厅里说话：行李、问医生万一发病怎么办、鳕鱼肝油和北美金缕梅花水。不是做梦，不是做梦。 不是做梦。一个刮风的早上，她们把她送到康斯蒂图西恩车站，广场上流动摊贩的小旗子，客货混合列车上吃的三明治，十四号站台宽敞的入口。伊内斯和妈妈一遍遍地吻她，弄得她整张脸似乎被人踩过，软塌塌的，一股唇膏和科蒂粉底的味道，嘴巴周围湿乎乎的，相当恶心，好在风一下子把它吹干了。她并不害怕一个人出门，大孩子了，钱包里还揣着二十比索。车窗里飘进桑西内纳公司的冷冻肉甜得发腻的味道，黄色的里阿丘埃尔河映入眼帘。伊莎贝尔从假哭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得要命，尽情捣鼓座位和车窗。作为这节车厢几乎唯一的乘客，她可以坐所有的位置，在所有的车窗上照出自己的模样。有那么一两次，她想起了妈妈和伊内斯——她们应该在97路公共汽车上了，正在驶离康斯蒂图西恩车站——。她读着“禁止吸烟”，“禁止吐痰”，“限坐42名乘客”的公告牌。火车全速驶过班菲尔德，呜！田野连着田野连着田野，和雀巢白巧克力、薄荷醇的味道混在一起。伊内斯建议她一路上织那件绿色羊毛披肩，伊莎贝尔特地把毛线活儿压在了箱子底。可怜的伊内斯，出的总是馊主意！ 到站了，她有些害怕，万一四轮马车……可四轮马车就在那儿，堂尼卡诺尔拿着花，毕恭毕敬。姑娘往这儿，姑娘往那儿，一路上好吗，堂娜艾莉萨还那么漂亮吗，是的，下过雨了——啊，坐在马车上，晃来晃去，上次来罗斯·沃内洛斯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什么都小，什么都那么美好，没有老虎，堂尼卡诺尔没有那么多白发，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抓蛤蟆的尼诺，抓鱼的尼诺，雷玛的手——散发着香草和奶油味，让人不由地落泪——总是放在她头上，使劲地摸她。那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两件事。 她被安排住在楼上单间，屋子漂亮极了。大人住的那种（尼诺的主意。他的黑色卷发，他的眼睛，他穿着蓝色连体工装裤的帅气。路易斯下午一定嘱咐他穿上了最体面的衣裳，灰色西装加红色领带），带个小间，里面种着一株巨大的野生天竺葵。卫生间在两扇门外（和房间通着，因此，不需要事先调查老虎在什么地方），装满了水龙头和金属管。伊莎贝尔可不好骗，单凭卫生间，就能看出这是农村，陈设远远比不上城里，闻起来有年头了。第二天早晨，她在洗脸池里看到一只被潮气引来的虫子。轻轻一碰，虫子胆小地缩成个球，失了重心，从噗噗冒泡的出水口滚落下去。 亲爱的妈妈：我拿起笔，想给你写——他们平时在落地窗餐厅里吃饭，那儿更凉快。内内一刻不停地抱怨天热，路易斯一句话不说，可额头和下巴上渐渐沁出了汗珠。只有雷玛异常平静，慢慢地递着盘子，场面有些隆重、有些感人，似乎是一场生日宴会（伊莎贝尔从她那儿偷学到如何分菜，如何指派佣人）。路易斯几乎总在看书，拳头顶着太阳穴，书顶着瓶子。雷玛把盘子递给他之前，总是先碰碰他胳膊。有时，内内会打断他看书，叫他哲学家。路易斯成了哲学家让伊莎贝尔感到痛心，倒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名头，而是因为这让内内有了如此称呼和取笑他的理由。 他们吃饭时这么坐：路易斯坐主位，雷玛和尼诺在一边，内内和伊莎贝尔在另一边。这样一来，桌首是大人，两边各一大一小。尼诺当真想跟她说点什么时，会用鞋踢她的腿。一次，伊莎贝尔被踢得叫了起来，内内火了，骂她没教养。雷玛看着她，伊莎贝尔在她的目光中得到宽慰，喝下了菜汤。 妈咪，跟其他时候一样，去吃饭前，先得注意能不能去——基本上是雷玛去看能不能走到落地窗餐厅。来的第二天，老虎跑进了大起居室，雷玛叫他们等等。等了好久好久，雇工过来说，老虎已经在三叶草花园了，雷玛才拉着孩子们的手，大家一起进餐厅吃饭。那天上午，土豆泥全干掉了，不过只有内内和尼诺抱怨。 你叫我别总是问这问那——雷玛总是一片好心地阻止我去问任何问题。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不用为房间的事操心。房子大得很，最坏的情况莫过于进不了某个房间，大不了一个，不会超过一个，所以根本没任何妨碍。两天后，伊莎贝尔就像尼诺那样完全适应了。他们从早到晚在柳林里玩。如果柳林不行，还有三叶草花园、吊床花园和小溪边。在家里也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卧室、中间的过道、楼下的图书室（除了有个周四不能进去）和落地窗餐厅。路易斯的书房他们不去，路易斯总在那儿看书。有时，他会叫儿子进去，递给他几本图画书。尼诺总是把书带出来，和伊莎贝尔一起到起居室或对面的花园里看。他们从不去内内的书房，怕他发火。雷玛说这样最好，似乎在警告他们，话里有话，他们听得出。 总之，日子过得凄惨。有天晚上，伊莎贝尔扪心自问为什么富内斯家邀请自己来这儿消夏。她还没到理解这不是为她、是为尼诺、为了给尼诺找个夏天的玩伴、让他开心的年龄，只注意到房子很凄凉，雷玛看上去很疲倦，几乎没下什么雨，可东西摸上去很湿，似乎搁在那儿长期不用。几天后，她适应了家里的秩序，适应了那个夏天在罗斯·沃内洛斯不难掌握的生活纪律。尼诺开始研究路易斯送他的显微镜。整整一周，他们愉快地在一桶放着马蹄莲叶子的死水里养虫子，在试片上滴几滴，好观察细菌。“那是蚊子的幼虫，用这台显微镜是看不到细菌的。”路易斯笑着对他们说，笑得有些恼火，有些遥远。他们简直无法相信那些蠕动着的、令人恶心的玩意儿居然不是细菌。雷玛给他们拿来一只收在衣柜里的万花筒，可他们对发现细菌、数细菌长几条腿更有兴趣。伊莎贝尔拿个小本子记录实验结果，将生物学和化学相结合，还备了只药箱。在房子里搜刮一阵儿后，他们在尼诺房里制出了药箱。伊莎贝尔对路易斯说：“我们什么都要。”路易斯给他们提供了安德烈乌开的药、粉色棉球和一根试管。内内的贡献是一只橡皮包和一只装着绿色药丸的细口小瓶，标签被刮掉了。雷玛看了看药箱，读了读小本子上列出的清单，对他们说，他们正在学习有用的知识。她还是尼诺（尼诺容易兴奋，总爱在雷玛面前显摆）突发奇想，要制作一套植物标本。那天上午，可以去三叶草花园。他们到处采集样本，晚上在房间地上铺开纸，纸上放着树叶和花，铺得满满当当，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临睡前，伊莎贝尔写道：“74号树叶：绿色，心形，带栗色小斑点。”几乎所有的叶子都是绿色的、光滑的、披针形的，让她有些生气。 出门捉蚂蚁那天，她见到了庄园里的雇工。工头和管家经常来家里送消息，她都认识。这些更年轻的雇工在工棚边，打打哈欠，看看孩子玩耍，像是在午休。其中一个问尼诺：“干啥子要抓这许多虫子？”一边问，一边伸两个指头到尼诺的卷发里。伊莎贝尔希望尼诺发个火，说自己是少爷，可他没这么做。瓶子里装满了蚂蚁，他们在小溪边捉到一只大甲虫，也扔进瓶里，一块儿观察。建蚂蚁王国他们是从《青年百科》里获取的灵感，路易斯借给他们一只又长又深的玻璃盒子。两人抬着盒子出门的时候，伊莎贝尔听见路易斯对雷玛说：“他们要是能这么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就好了。”雷玛好像在叹气。入睡前，黑暗中照例浮现出许多人的脸，她想起一件事。她又看见瘦瘦的内内哼着歌，到门廊下抽烟，看见雷玛给他端去一杯咖啡。内内笨手笨脚地接过杯子，错将手指压在了雷玛的手指上。伊莎贝尔在厨房见雷玛将手抽了回来，杯子险些掉地，内内好容易才接住，惭愧地笑了笑。黑蚂蚁比红蚂蚁好：黑蚂蚁更大，更凶。他们后来放走了一大群红蚂蚁，安安全全地在玻璃盒外头欣赏蚂蚁打架，除非它们不打。两窝蚂蚁，各守玻璃盒一角。他们更愿意研究两窝蚂蚁的不同习性，分别用专门的本子记下来。可它们总是打来打去，隔着玻璃观看它们之间的殊死搏斗，用一个本子记，够了。 雷玛不喜欢偷窥他们，有时从卧室门前经过，看见他们站在窗边，郑重其事地沉迷在蚂蚁王国里。尼诺很快就能发现蚂蚁新挖的通道，伊莎贝尔负责扩充画在两页纸上的彩色地图。在路易斯的建议下，他们后来只抓黑蚂蚁。蚂蚁王国的队伍已经非常壮大，蚂蚁们看起来很疯狂，碰触角碰腿传递无数的指令，突然行动，突然聚拢，突然散开，挖呀，翻呀，看不出个究竟，一直忙活到深夜。伊莎贝尔已经不知道该记什么才好，渐渐地将本子扔在一边，几小时几小时忘我地研究它们。尼诺开始想回到花园，提起了吊床和小马。伊莎贝尔有点鄙视他。蚂蚁王国比整个罗斯·沃内洛斯还要珍贵。想到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她就满心欢喜。甚至，她想象着有一只橡皮大小的小老虎在蚂蚁王国的通道中走来走去，也许正因为这样，它们才会散开，聚拢。现在，她有些被困的感觉，在接到雷玛通知前，不许去楼下餐厅，她想在玻璃盒里重现外面的世界。 她把鼻子凑到一面玻璃上，一下子十分专注，想让蚂蚁们也来观察她。她听见雷玛在门口停下，不说话，看着她。只要是雷玛的动静，她总是听得特别真切。 “怎么会一个人？” “尼诺去吊床那儿了。我觉得这只是蚁后，个头超大。” 雷玛的围裙映在玻璃上。伊莎贝尔看见她一只手微微抬起，隔着玻璃看，手像在蚂蚁王国里。她突然想起这只手给内内递过咖啡。现在，是蚂蚁爬在她手指上，是蚂蚁，不是咖啡杯，不是紧握她手指的内内的手。 “把手拿开，雷玛。”她恳求道。 “手？什么手？” “现在好了。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 “噢，可以下楼去餐厅了。” “一会儿就去。雷玛，内内生您的气了？” 手从玻璃上一晃而过，好比小鸟从窗前一飞而过。伊莎贝尔觉得蚂蚁们真的被吓到了，对影子唯恐避之而不及。现在，什么也看不见。雷玛走了，走在过道上，像是在逃避什么。伊莎贝尔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害怕，害怕地说不出话来，害怕地无意义可言。也许，让她害怕的不是问题，而是看见雷玛如此仓惶地离开。玻璃又一次澄净透明，蚂蚁的通道弯弯曲曲，好像地面皱波状的手指。 一天下午，睡完午觉，吃完西瓜，拿着球拍在小溪边打壁球。尼诺表现神勇，救起了若干不可思议的险球，还沿着紫藤爬上房顶把卡在瓦片中的球取了下来。一位雇工从柳林那边过来陪打，笨手笨脚的，把球全打飞了。伊莎贝尔闻着加州胡椒树的味道，反手救起尼诺打过来的刁钻低球，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夏天的幸福。她第一次明白自己在罗斯·沃内洛斯、假期和尼诺的意义。她想到楼上的蚂蚁王国，那是一件了无生趣的东西：渗透着汁液、一大堆寻找出路的爪子、污浊有毒的空气。她使劲地挥拍子，兴奋地挥拍子。她用牙齿咬下一根加州胡椒树的树干，恶心地一口吐掉。终于置身在田野中，沐浴在阳光下，她感受到了幸福。 玻璃哗啦啦碎了一地。是内内书房的窗户玻璃。内内穿着衬衫，戴着宽宽的黑边眼镜，从窗口探出身来。 “该死的小混蛋！” 雇工跑了。尼诺站在伊莎贝尔身边，柳林吹过一阵风，她觉得他在发抖。 “叔叔，不是有意的。” “内内，确实不是有意的。” 内内已经不在了。 她请雷玛把蚂蚁王国搬走扔掉，她答应了。雷玛一边帮她挂衣服，换睡衣，一边和她聊天，聊着聊着，两人把蚂蚁王国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雷玛关上灯，她觉得蚂蚁们近在咫尺。雷玛穿过走廊，向还在痛哭的尼诺道了声晚安。伊莎贝尔不敢叫雷玛回来，要是叫了，雷玛准以为她是个胆小鬼。她想马上睡着，却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又浮现出许多人的脸。她看见妈妈和伊内斯会心一笑，看着对方，戴上黄色荧光手套；看见尼诺在哭；看见妈妈和伊内斯的手套变成了紫罗兰色的帽子，围着她们转，在她们头上转；看见尼诺的眼睛又大又空——也许是哭多了——；她猜下面该看见雷玛和路易斯了，她想看见他们，不想看见内内，可她偏偏看见内内没戴眼镜，脸就像揍尼诺时那样缩成一团，尼诺一点点往后退，一直退到墙边，他看着内内，希望他就此罢手，内内又甩手一个耳光，声音软软的，有点湿，最后雷玛挺身而出，内内的脸几乎凑到雷玛脸上，笑了。这时，大家听见路易斯回来了，远远地叫他们进餐厅吃饭。不过是转瞬之间发生的事儿。尼诺在那儿，雷玛过来，叫他们在路易斯确定老虎位置前不要离开起居室。她说完没走，留下来看他们玩跳棋。尼诺赢了，雷玛夸他，他高兴地挽着雷玛的腰，想亲她一口。雷玛笑着弯下腰，尼诺亲了亲她的眼睛和鼻子。两个人都笑了，伊莎贝尔也笑了，玩得很开心。他们没看见内内走过来，他走到他们身边，一把拉开尼诺，跟他说什么球砸坏了他书房的窗户玻璃，动手就打，边打边看雷玛，似乎让他光火的是雷玛，雷玛也挑衅地和他对视了一会儿，伊莎贝尔惊恐地看见雷玛用身体护着尼诺，和内内脸对着脸，干上了。晚餐时，大家都在装模作样，尽量掩饰。路易斯以为尼诺哭，是因为摔着碰着了。内内看着雷玛，不许她说出真相。伊莎贝尔发现他嘴绷得硬硬的，很美，嘴唇红得像火。夜晚的迷雾中，他的嘴唇更加猩红，几乎看不见牙齿的光亮。齿间飘出一朵蓬松的云，一只绿色的三角。伊莎贝尔眨眨眼，抹去了这些图像。伊内斯和妈妈戴着黄手套又出现了，她看了看她们，想起了蚂蚁王国。它就在那边，看不见。黄手套不在了，它们又出现在明媚的阳光下。她有些奇怪，没有把蚂蚁王国请走，那块密密匝匝的鲜活世界重重地压在心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于是，她起床找火柴点蜡烛。摇曳的火苗中，蚂蚁王国一下子从黑暗中露出来。伊莎贝尔举着蜡烛走过去。可怜的蚂蚁们，它们还以为太阳出来了。她终于看清了一边的动静，觉得怕。沉沉黑夜中，蚂蚁们还在工作。盒子里的寂静几乎看得见，摸得着，蚂蚁们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它们在里面工作，似乎还未丧失逃生的希望。 几乎一直是工头向他们报告老虎的动向，路易斯最信任的人就是他。路易斯整天在书房里工作，不接到堂罗伯特的报告，坚决不让楼上的人下来。不过，大家也应该互相信任。雷玛负责家务，对楼上楼下的事一清二楚。还有的时候，是孩子们把消息带给内内或路易斯，他们自己没看到，是堂罗伯特看见他们在外头，把老虎的位置告诉他们，他们才回来报告的。大人们信尼诺的话，伊莎贝尔的话不怎么信，她毕竟是新来的，会说错。后来，她和尼诺整日形影不离，她的话大人们也就信了。上午和下午是这样，晚上内内负责去看狗拴好没有，房子附近还有没有余烬。伊莎贝尔见他带着左轮手枪，有时还提着一只银头拐杖。 她不想去问雷玛，雷玛似乎认为一切理所应当。问她，她会装傻，会在另一个女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尼诺容易开口，有问必答，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一到晚上，伊莎贝尔总是发现，这些清楚和明白的背后，依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她很快抓住了重点的重点：首先要弄清楚能不能出门、能不能去楼下落地窗餐厅、去路易斯的书房、去图书室。“要相信堂罗伯特。”雷玛说过。也要相信她和尼诺。她不去问路易斯，因为他很少知道。内内倒是什么都知道，不过她也从不去问。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对伊莎贝尔来说，生活中，行动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得多一点，衣食起居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得少一点。这才是真正的消夏，一整年都该这么过。 ……很快见到你。他们都好。我和尼诺有个蚂蚁王国，我们一起玩，一起收集了许多植物标本。雷玛问你好，她很好。我发现她有些忧伤，路易斯倒是好得很。我觉得路易斯有些怪，总是不停地看书。雷玛送了我几条颜色非常漂亮的围巾，伊内斯一定会喜欢。妈妈，这儿真好，我和尼诺，还有堂罗伯特玩得很开心。堂罗伯特是工头，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能去哪儿。有天下午，他差点弄错，让我们到溪边。这时，一位雇工赶来，对我们说不能去。堂罗伯特伤心死了，还有雷玛。她抱起尼诺，一个劲地吻他，还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路易斯老说这个家不适合孩子住，尼诺问他谁是孩子，大家都笑了，连内内都笑了。堂罗伯特是工头。 要是你来接我，一定留下来住几天，陪陪雷玛，让她高兴高兴。我觉得她…… 可是，告不告诉妈妈雷玛晚上在哭？她听见她在哭。伊莎贝尔迈着犹豫的脚步，穿过走廊，在尼诺房门前停了一下，继续往前走，下楼梯（估计雷玛在擦眼泪），远远传来路易斯的声音：“你怎么了，雷玛？不舒服吗？”一片沉默，整个房子就像一只巨大的耳朵。细语过后，路易斯的声音又响了：“卑鄙小人，卑鄙小人……”似乎在冷冷地证明一个事实，一层关系，也许，一种宿命。 ……有点病了，你要是能来陪陪她，对她一定好。我要给你看植物标本和溪边的几块石头，是雇工们拿来给我的。告诉伊内斯…… 她喜欢的一个晚上，有虫子，空气湿湿的，面包重新热过，粗面蛋糕上缀着紫红色的葡萄干。狗儿们在溪边吠个不停，一只硕大无比的薄翅螳螂飞了一圈，停在桌布上。尼诺去找放大镜，他们用宽口杯罩住它，让它在杯子里拼命扑腾，好展示出翅膀的颜色。 “把那只虫子扔掉！”雷玛叫了起来，“看见虫子，我就恶心。” “它是只不错的螳螂。”路易斯承认，“瞧，它的眼睛会跟着我的手转，它是唯一能够进行头部旋转的昆虫。” “这个晚上真见鬼。”内内的声音从报纸后面传了出来。 伊莎贝尔恨不得切下螳螂的头，给它一剪子，看看会怎么样。 “让它待在杯子里吧！”尼诺恳求道，“明天，我们把它扔进蚂蚁王国好好研究研究。” 天越来越热。十点半，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孩子们和雷玛待在里面的餐厅，大人们待在书房。尼诺第一个说困了。 “你自己上楼去吧，我一会儿去看你。上面都收拾好了。”雷玛搂紧他的腰，露出他特别喜欢的表情。 “不给我们讲个故事吗？雷玛姑姑？” “改天再讲。” 只剩下她们俩，薄翅螳螂盯着她们。路易斯过来向她们道晚安，嘟囔了几句时候不早了，孩子们该上床睡觉了之类的话，雷玛亲了他一口，冲他笑了笑。 “真是只爱嘟囔的大狗熊。”她说。伊莎贝尔凑着扣下螳螂的杯子，心想：自己从来没见过雷玛亲内内，也从来没见过一只这么绿这么绿的螳螂。她动了动杯子，螳螂又在扑腾。雷玛走过来，让她去睡觉。 “把虫子扔了，真可怕。” “雷玛，等明天吧。” 她叫雷玛一会儿上楼跟她道晚安。内内虚掩着书房门，穿着衬衫，脖子放松地踱来踱去。她经过书房门，内内冲她吹了声口哨。 “我去睡了，内内。” “喂，叫雷玛给我做一杯清凉的柠檬汁送上来。然后，你直接上楼回房睡觉。” 她当然会上楼回房睡觉，内内没必要这么命令她。她回到厨房，把内内的吩咐告诉雷玛，发现她有些犹豫。 “先别上去，我把柠檬汁做好，你给他送去。” “他说……” “求求你。” 伊莎贝尔在桌边坐下。求求你。大片大片的虫子在乙炔灯下绕来绕去。她宁愿待上好几个小时，什么也不看，只重复这句：求求你，求求你。雷玛，雷玛。我是多么爱你啊！那么悲伤的声音，无尽的悲伤，无缘由的悲伤，就是那么悲伤的声音。求求你。雷玛，雷玛……她的脸上一阵发热，想扑到雷玛脚下，想投进雷玛怀里，想看着她死去，想让雷玛为她遗憾，想让雷玛修长清凉的手指滑过她的头发，她的眼皮…… 雷玛递给她一只盛满切片柠檬和冰块的绿罐子。 “拿给他。” “雷玛……” 她觉得雷玛的身子在发抖，她背过身去，不让伊莎贝尔看见她的眼睛。 “雷玛，我把螳螂给扔了。” 天热得发粘，蚊子嗡嗡地叫，她睡得不好。有两次，她想从床上爬起来，去过道，或是去卫生间把手和脸打打湿，降降温。可是，她听见楼下有人在走动，从餐厅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走到楼梯下面，再转回去……不是路易斯在夜间走走歇歇的步伐；也不是雷玛的脚步声。那天晚上，内内该有多热啊！他会一口一口地把柠檬汁喝完。伊莎贝尔看见他两手捧着绿罐子直接就着喝，电灯下，黄色的柠檬片在水里晃来晃去。可是，她又肯定内内根本没喝柠檬汁，他还盯着她给他送到桌上的那瓶柠檬汁在看，好像盯着无尽的狠毒与邪恶。她不愿想起内内的微笑，不愿想起他走到书房门口，想探头看看餐厅，又慢慢地折了回去。 “应该她给我送来，我叫你上楼回房间。” 她只能想到这个愚蠢的回答： “柠檬汁清凉极了，内内。” 罐子像薄翅螳螂那样绿。 尼诺第一个起床，提议去溪边捉蜗牛。伊莎贝尔几乎一夜没睡，想起了鲜花布置的大厅、小铃铛、诊所走廊、慈善会的姐妹、带水银柱的口含温度计、第一次领圣餐、伊内斯、坏掉的自行车、客货混合列车、八岁时戴的吉卜赛女郎假面具。其间，好似相册页与页之间夹着的薄薄的风，她睁着眼，想到了许多和花、铃铛、诊所走廊无关的事。她不情愿地起了床，狠狠地洗了洗耳朵。尼诺说，十点了，老虎在钢琴房，他们可以马上去溪边。他们一起下楼，草草地对开门看书的路易斯和内内问了声好。蜗牛在溪边麦田里。尼诺一个劲地抱怨伊莎贝尔注意力不集中，说她不是个好搭档，不能帮他捉一套花色齐全的蜗牛。她突然发现尼诺是那么的孩子气，是个只生活在蜗牛和树叶世界里的小男孩。 她先到的家，家里正在升通知吃午饭的旗子。堂罗伯特巡察归来，伊莎贝尔像往常那样向他打听老虎的行踪。尼诺扛着蜗牛和钉耙，慢吞吞地走过来。伊莎贝尔帮他把钉耙放在门廊，两人一起进了屋。雷玛在那儿，一身白衣，不言不语。尼诺把一只蓝色的蜗牛放在她手上。 “给你的，最漂亮的一只。” 内内已经吃上了，他把报纸放在一边，伊莎贝尔几乎没地方放胳膊。路易斯最后一个从房里出来，中午他总是很高兴。大家吃饭。尼诺一直在聊蜗牛，蜗牛在甘蔗田里下的蛋，不同个头不同颜色的蜗牛。他要一个人把蜗牛给杀了，因为伊莎贝尔下不了手，他还要把它们放在锌板上晒干。咖啡来了，路易斯看着他们，问起了老问题。于是，伊莎贝尔第一个站起身，去找堂罗伯特，尽管堂罗伯特早就跟她说过了。她在门廊转了一圈，再进去，见雷玛和尼诺头靠着头，在看蜗牛，好似一幅温馨的家庭照。只有路易斯看着她，她说：“在内内书房。”她见内内没好气地耸了耸肩。雷玛用指尖碰了碰蜗牛，轻轻地，手指都有些像蜗牛的样子。后来，雷玛站起身再去拿些糖来，伊莎贝尔陪她一起去。两人一路聊天，在厨房前厅说了个笑话，一直笑回来。路易斯没烟了，差尼诺去书房拿。伊莎贝尔向他挑战，看谁能第一个找到烟，两人一同出去。尼诺赢了，他们推推搡搡地跑了回来，差点和去图书室看报的内内撞个正着，内内在抱怨不能用自己的书房。伊莎贝尔过来看蜗牛，路易斯希望她像平常那样帮他把烟点上，可发现她心不在焉，只顾观察蜗牛慢慢地探头，慢慢地移动。突然，她看一眼雷玛，又闪电般地将目光移开，全神贯注地盯着蜗牛。内内的第一声惨叫传来，她没有动弹。所有人都在跑，她的心思还在蜗牛上面，似乎根本没听见内内的又一声惨叫、路易斯去敲图书室的门、堂罗伯特带着狗进来。路易斯反反复复地说：“不是在他书房嘛！她说老虎在他书房！”她弯着身子，凑着蜗牛，蜗牛细细的像手指头，也许像雷玛的手指头。或者，是雷玛把手放在她肩上，让她把头抬起来，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伊莎贝尔扑到雷玛的裙子上，厉声痛哭，痛哭她不安的喜悦。雷玛把手放在她头发上，手指轻轻用力，让她平静下来。雷玛在她耳边喃喃地说了几句，说得结结巴巴，似乎是感谢，是无名的许可。 [56]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阿根廷地名，度假胜地。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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